计算机科学创新立在何处<%=id%>

      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专门人才和杰出的学术大师，在高层次上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是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科建设的创新与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已刻不容缓。
    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其基本特征仍然以知识的传授为中心，以知识的扎实为标准。各门学科的教材长于建构逻辑体系，注重按部就班和层层推进，却疏于挖掘潜藏于知识背后的精神、灵魂与方法。然而，科技竞争与人才竞争的实践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高层次的竞争，不是知识的多寡与扎实的竞争，也不是信息的丰富与灵通的竞争，知识扎实、信息灵通仅是高水平竞争最基本的条件，高水平竞争的核心不在知识，也不在信息，而在创新的视野、创新的方法与创新的能力。这方面极端的案例是２０世纪初青年爱因斯坦独创相对论的成功。２６岁的爱因斯坦仅是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位小职员，既远离学术中心，又无名师指导，且不知当时学术界追逐的焦点――迈克尔逊实验，却一举独创狭义相对论，击败了伦敦、巴黎、柏林、哥廷根的物理学大师们，他凭借的是什么？青年爱因斯坦当然不是以物理知识的丰富取胜，而是以深邃的哲学思维、独特的物理视野与出色的研究方法胜人一筹。
    以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标准来衡量，人类既有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中外概莫能外；而中国的学科建构与教学模式在这方面的缺陷似乎更为明显，杨振宁关于中国传统教学弊端的评论原则上也适于今天的计算机学科教学：“中国教育传统训练出来的人，着重稳扎稳打，着重一步一步走，好处是根基非常之稳，坏处是胆子往往变得非常小，裹足不前，觉得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传统教育方法训练出来的小孩，可以深入地学到许多东西，这对于他进大学、考试有许多帮助。是不是这种做法对做研究工作有妨碍呢？中国留学生所以考试后做研究工作时不安，着急，主要是因他需要走的路与他过去的学习方法完全不一样。过去的学习方法是被人家指出来的路你去走，新的学习方法是要自己找路。”
    要培养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计算机人才，亦即培养未来能自己独立“找路”的计算机人才，就必须突破现有的教学模式，不仅仅将已有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理论知识与操作方法教给学生，而且要将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史，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方法论，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等拓宽其宏观视野与提高其创造能力的内容，编入教材，进入课堂，达到深入学生心中的效果。学科发展史与学科方法论的知识，与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内容，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而且层次越高与创新能力要求越高的学生，就越需要科技史与科技方法论知识的熏陶。著名的华裔科学家、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前校长田长霖基于中外理工科教学方式的比较，提出理想中的高层次理工科教学方式是：“教理工科课不能推导公式，推导公式是最简单的，教师可以不备课。真正在课堂上要讲的是来龙去脉：人家发现这个公式时产生什么困难，摸索的过程是什么情形，走过什么道路，最后怎么变成这个正确的公式，这个公式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它还可以做什么钻研等等，这些东西在上课时应作启发性的讲解。”因此，我们应积极提倡和施行的，是走启发式教学之路，将科技史和科技哲学融入教材与课堂，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物理学由于悠久的历史及其与哲学的直接联系，个别富有哲学思想的物理学家首先在这方面作过有益的探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的《费曼物理学讲义》，即因其浓厚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色彩而享誉物理学界：曾任美国科学史学会主席的霍尔顿教授的《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一书，也因与史论结合而倍受赞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作为独立的学科进入高等院校还不到半个世纪，学科建设与教学模式的发展，必然会遭遇到专业知识与哲学思想，当代理论与历史渊源，学习引进与自主创新，课题研究与方法指导等等一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有创造能力的高素质计算机人才的培养。
    令人欣慰的是，董荣胜与古天龙同志的专著《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适时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成功地将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从纯粹专业层次拓展到科技哲学与科技史层次，从具体繁复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中，自然而深刻地提炼出科学问题、学科形态、核心概念、科学方法、形式化技术等一系列概念、理论及方法。这一著作的出版，是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建设的创新和教学模式的突破，意味着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学科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创新人才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是中国计算机科学技术教材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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