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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德尔<%=id%>

    植物学家
    孟德尔(Mendel,Gregor Johann)
    奥地利植物学家。1822年7月22日生于西里西亚的海因岑多夫(今捷克新奇茨);1884年1月6日卒于波希米亚的布尔诺(今捷克布尔诺)。
    孟德尔是农民的儿子,童年贫穷艰辛,只得为庄园主照看果树以谋生计。过后,他加入了奥古斯丁修道会。入会时他取了格雷戈尔的名字,并于1847年受命担任神父的教职。他住在布尔诺的圣托马斯修道院。由于奥古斯丁修道院承担向奥地利学校输送师资,孟德尔也于1851年被派往维也纳大学担任数学和科学的教学工作。1854年他做了布尔诺皇家学校的教员,在此之前,他曾三次参加高等学校教员的甄选考试,但均未被录取。
    孟德尔一面对数学怀有特殊的爱好,同时又从未间断(自照看果树的童年起就发生的)对植物的兴趣,孟德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研究植物学的癖好。自1857年开始,他连续八年在修道院的菜园里种植豌豆进行研究。
    他仔细小心地使不同的植株进行自花授粉,然后把它们包扎起来避免再发生意外的昆虫授粉从而可以确定,如果某些性状得到遗传,则这些性状只能是来自单一的亲本。他谨慎地保留着自花授粉的各株豌豆所生产的种子,然后分别单独培植并且研究新生的一代。
    他发现,如果种植的是矮小的豆株结下的种子,就只生长出矮小的豆株。这个第二代所产生的种子也只生长出矮小的豆株。矮小的豆株是“生育纯种”。
    高豆株结的种子就不永远是这样。有些高豆株(约占菜园中三分之一的样子)生育纯种,一代一代地繁殖高豆株。剩下的则不然。其中一部分长出高株,另一部分则生长矮株。从这些种子中长出的高株大约总是矮株的三倍。
    显然,有两种高豆株;纯种高株和非纯种高株。
    孟德尔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使矮株和纯高株杂交并发现由此得到的每一颗杂交种子都生长出一颗高株。矮小的形状似乎已经消失。
    然后,孟德尔又使每棵杂交豆株进行自花授粉并研究其结果。结果证明它们都是非纯种型。每株所结下的种子中约有四分之一长出纯矮种。四分之一长出纯高种;一半发育为非纯种高株。
    由此可见。非纯高株自身就包含高和矮两种性状。当两种性状都存在时,只显现高性状。至于矮性状,虽然是隐性的,不可见的,却没有消失。当矮性状在下一代中的某些植株中出现而同时没有高性状时,植株就是矮株了。
    孟德尔用同样的方式观察了株高以外的其他性状。他指出,在各种情况下,性状混合并不融化成中间性状,而中保留了各自的特性。他指出性状对偶是根据固定的、也是颇为简单的规律进行结合和分离的。显而易见,父本和母本各自(均等地)提出一个遗传基因,每个基因现特定的性质,而后代中的基因对偶并不融合,而是各自保留其特性不变。
    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孟德尔并没有认识到)。达尔文主张的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有一个致使的弱点。达尔文想象,自然变异出现于物种的每一代,而自然选择就利用这些变异来保留好的,淘汰坏的。但是自然选择的作用是缓慢的。如果,在此期间由于不加限制的任意的交配,而使得变异的性状融合为中间状态的话,那么自然选择将对什么发生它的作用呢?孟德尔关于变异性状并不融合而是保留其特性不变的发现,说明了自然选择是可以对自然变异发生缓慢的,但是有效的作用。孟德匀是应该能够指出所有这些情况的,因为他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且对之发生了强烈兴趣,以至为之撰写注释。然而,当轮到他写作他本人的实验结果时,他却连达尔文提也不提了。
    然而人类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孟德尔详尽地撰述了他的实验结果,但是当他向当地博物学会宣读他著作时,却丝毫没有给听众留下任何印象。人们没有讨论他的论文,也没有提出问题。他意识到了他自己的卑微的身份,觉得如能得到某著名植物学家的赏识和提携才是上策。所以在六十年代初他就把他的论文寄给了当时可以说是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的内格利。内格利把这篇文章粗略地看到一遍,显然对其中的数学计算感到了厌烦。他本人是个老派的生物学家,只沉缅于浮夸、费解的空头理论。一篇出自不知名的修道士之手、文不及义,又满纸充斥艰难的计算和比率的论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他草草写了几句冷淡的评语就把文章退回去了。此举着实如当头一棒使孟德尔大为沮丧。诚然,内格利提出过亲自试种一些孟德尔的种子,但他从未种过,很可能就是口头上说说,虚应故事一番罢了。孟德尔后来写给他的信,他也没有作复。二十年后,内格利写作他的关于进化论的主要著作时,也没有提起孟德尔的名字。
    当时正值艰难岁月。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人,实力日益强盛并上升到欧洲的首位。1866年他们在一次旋风般的七周战役中,一举击溃奥地利。1865年在普鲁士人占领布尔诺前不久,孟德尔在布尔诺博物学学会会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1869年发表了第二篇)。其后,由于多种原因,他没有从事更多的研究工作。首先,内格利的冷遇和布尔诺博物学家们的淡漠,无疑地挫伤了他的热情;其次,他在1868年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繁忙的行政管理事务,使他很少再有空闲的时间,特别是自从他认为奥地利政府对宗教机构施行歧视的税法而全力进行反抗时,就更无闲暇可言了。第三,他的身体发胖,使他难于躬身继续从事豌豆的栽培。他始终是一个气象学的业余爱好者。同半个世纪前的道尔顿一样,每天不间断地记载详细的天气资料。
    孟德尔的著作依旧湮没无闻。很少有人去翻阅发表孟德尔论文的晦涩难解的杂志,看到文章的人,或谙于植物学而疏于数学,或通晓数学而不植物学。这两种人都把文章轻轻地放过了。
    达尔文于1882年逝世,生前始终不知道他的学说中最大的漏洞已经被填平。孟德平于1884年孤独、悲哀地死去,生前从未想象到有一天他将一举成名。内格利死于1891年,生前做梦也没想到他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1900年德符里斯偶然发现了孟德尔的文章,发现之后又整整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现今被称做孟德尔的遗传定律终于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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