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亚洲人风险寻求与过分自信研究解释模型

跨文化研究发现，相较于西方人，亚洲人具有更强的风险寻求倾向，更高水平的过分自信。对于这两个“反直觉”的发现，Weber和Yates等人分别提出“软垫效应（cushion effect）”和“论点采纳模型（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加以解释。近日，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李纾研究员及其课题组成员采用个体决策和群体决策（家庭决策和小组决策）的方式对这两个看似是分离的领域中的解释模型一并进行检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是检验软垫效应是否存在的一个前提。虽然新加坡是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一个集体主义文化国家，但是现今其较高的经济地位和其较低的受贿指数（与个体主义文化高度相关）使得在进行正式研究前有必要检验其文化是否有变化。所以正式实验前采用Singlis等人（1995）和Triandis等人（1998）的两个量表为工具检验新加坡的文化属性，结果揭示出当今新加坡华人依旧是集体主义者。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式研究的被试是218名在南洋理工大学就读的新加坡华人学生。被试首先对实验材料做出个人决策，随后，将其中的118人随机分成3-5人的小组做出小组决策，其余100人将问卷带回家与家庭成员共同制定家庭决策。实验材料采用风险倾向测量题目和过分自信测量题目（一般性知识问题和同伴比较问题），并在一般性知识问题中收集论点数量，群体决策后询问被试有多少参与决策的人会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会提供多少金钱资助。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个体决策，家庭决策并没有导致更强的风险寻求倾向，而可提供帮助的家庭成员人数和金钱资助数目对此也没有产生影响。李纾等人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在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一个可以分散风险的软垫，它还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而在过分自信方面，群体决策虽然降低了过分自信，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论点数目，但中介分析并没有发现论点数量对过分自信的影响。李纾等人认为，这可以用词典式规则(lexicographic rule)或消除法则（elimination by aspects rule）来解释。尽管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的论点数目不一，但按照这两个原则来匹配消除论点后，若所剩正反论点数目相等，也会导致概率判断保持不变。此外，在论点提出数目的问题上，东西方教育模式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新加坡一直以来强调创造性教育，但实质上，其教育模式仍是应试导向（exam-oriented education），例如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常问的问题还是“你得了多少分？”。而西方则是问题为中心的教育导向（problem-based education），相比于东方的家长，西方家长在孩子放学后，会经常问“你今天提了几个问题？”。显然，东方家长的教育能提高孩子关于对错的判断能力；而西方家长的教育则能提高孩子提出论点的能力。该研究受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资助。目前该研究的文章已经登载在《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9年，第39期，第11卷，2706-2736页）。（来源：中科院心理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