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8细胞阶段的人类胚胎 图片来源：Yorgos Nikas/SPL
■本报实习生 刘如楠 记者 李晨阳
近日，来自7个国家的18位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联名在《自然》发表评论，呼吁全球暂停人类生殖细胞系编辑的所有临床应用，并建立国际监管框架。联名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魏文胜解释说，这里针对的是“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基因组编辑”。
在这篇评论的署名队列里，不少名字引人注目：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的张锋以及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血管生物学研究所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被公认为开发用于基因组编辑的CRISPR的先驱；来自哈佛大学的David Liu曾开发出更加精确的CRISPR技术。
评论称：“我们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暂停人类生殖细胞系编辑的所有临床应用，即改变可遗传的DNA（在精子、卵或胚胎中）来制造转基因儿童。”
他们建议建立为期5年的全球暂停期，以便各国有充足的时间开展技术、科学、医学、社会、伦理和道德等必要问题的讨论，建立国际监管框架。
在评论所倡导的这个框架下，各国保留自主决定权，同时自愿承诺，只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批准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进入临床试验。在批准特殊项目申请时，需要提前发布公告，进行国际协商，通过公平透明的评估体系达成广泛共识。
评论同时强调，“暂停并非永久禁止”。暂停期结束后，各国可以综合考虑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自行选择是否开放监管。
然而，学界内部对这一倡议的回应莫衷一是。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S. Collins在评论发表当天就发表声明：“我们强烈支持暂停可遗传性基因组编辑的呼吁。鉴于难以估计的安全、道德等问题，目前此类行为的风险远大于益处。”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也在同一天表达了对该评论的支持。
在反对者一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Richard Hynes表示：“我们没有要求暂停所有临床应用，这种做法不一定正确。”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George Daley则表示：“我并不反对呼吁制定国际监管框架，为科学、道德及社会问题制定标准。但我担心暂停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比如暂停期限应该持续多久、如何实施，以及由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取消。”
也有人质疑，在缺乏严格立法、监督和执法的情况下，暂停令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哈佛大学教授George Church说：“再次呼吁暂停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各国作出承诺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执法机制。”
“我们希望通过科学家与伦理学家的呼吁引起各国的重视，给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具体的操作方案还需讨论。限制都是暂时的，现有的伦理规范将来也可能被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打破是合理的。”魏文胜说。
那么全球性叫停会不会阻碍对人类有利的基因编辑临床应用的发展呢？评论解释说，对于多数携带遗传性疾病的夫妇，可通过体外受精、配合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等方式保证孕育出正常的后代。找不到替代方案，只能通过编辑生殖细胞的案例非常罕见。更重要的是，以现有的技术无法保证这种方式的安全性。
除魏文胜外，还有3名中国学者参与联名，分别是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邱仁宗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研究员李劲松。
相关论文信息：DOI: 10.1038/d41586-019-00726-5
《中国科学报》 (2019-03-22 第3版 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