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下岗，只担任了“总理衙门行走”——相当于外交部的正部级调研员。这对李鸿章来说，未必是坏事。从他下岗之后开始，直到1900年他重新上岗，大清国从来就没有安宁过。
先是激进而操切的戊戌变法，大清国的“高铁”急速“右转弯”，引爆了戊戌政变，随后，又急速“左转弯”，并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在庚子年达到了出轨的临界点。
在这“右”、“左”的急剧变化中，靠边站的李鸿章，阴差阳错地没有立身于风口浪尖，保持了相对超然的地位。有关他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人见人殊，无论说他支持康梁还是反对康梁，都能找出一大堆小证据，而研究者们恰恰忘记了：对于一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老干部来说，那些都是逢场作戏而已，既非真左、也非真右。
虽然躲过了戊戌的风暴，李鸿章却在义和团的狂飙中，处境日渐危险。戊戌政变之后，北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要废黜光绪皇帝，幕后黑手，绝非主流普遍认为的慈禧太后——太后的权威根基于“皇帝之母”的身份之上，这令太后与皇帝永远是最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是离最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大阿哥溥儁之父、端郡王载漪。载漪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废立之风，要废黜光绪，拥立溥儁。而李鸿章尽管已经下岗，却恰恰是反对废立的诸多老干部中，资源最为充沛的一位。
在这种日益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突然下令，起用下岗多年的李鸿章，先让他分管商务，随后就调任两广总督。
此时在总理衙门担任中层干部、日后出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他的回忆录《梦蕉亭杂记》中记载，李鸿章临行前，荣禄对他说：“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
这是一句十分值得玩味的话，它表明：李鸿章到广东再就业，不仅是避祸，或许更是为日渐弱势的太后-皇帝利益体保存实力，“无南顾之忧”。
几个月之后，李鸿章从广东回到阔别6年的天津，收拾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留下的一地鸡毛。八国联军的刺刀，在刺穿了载漪集团的同时，也刺穿了这个政权的脊梁。不久后，李鸿章病死在帝国的废墟之上……（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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