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利用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的时机,在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根据地。但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演变成红四军内部的一场大争论,进而导致了毛泽东在7月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工作。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一段低潮,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且时刻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同时又为红四军党内出现争论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痛心疾首,可谓身心交病。面对种种困境,毛泽东仍然践行着革命者的理想,以非凡的毅力和对革命的巨大信念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地方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红色政权,并深入地方调查研究,打开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在逆境中,毛泽东移情于景,用“战地黄花分外香”来表现战地秋光的明艳与壮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信念,显示出一代伟人的风采与境界。
黯然离去
1929年2月初,朱毛红军入闽前夕,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项山召开前委会议。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军委会开过后,还得向前委汇报,前委又得开会;或去前委开了会,军委又得传达贯彻,人又是同一批人,军委与前委显得重叠,还不如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不一定好。这个建议和反建议,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6月8日,红四军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红四军领导层的矛盾大有激化的趋势。为解决争执,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大会对争论的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各打五十大板”,宣布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这次会议的结果致使毛泽东原想通过会议停止纠纷、统一认识的希望落空了,加上他于四五月间染上疟疾,身体虚弱,遂在会上重申他先前提出的去莫斯科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的请求,希望在没得到中央允许前,由前委派他到地方做些事。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1929年7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
地方工作
离开红四军的毛泽东很快地投入到地方工作中。7月9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恰逢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7月20日,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明了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3项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闽西的革命之路指明了方向,使与会代表深受鼓舞与启发。之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为闽西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长远的制度保障。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不得已退出大会。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来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在闽西,一部分部队离开闽西。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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