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大慈寺是成都第一大佛寺，玄奘赴印度取经前，曾在此研习佛经。《成都城坊古迹考》记载：“寺极盛时，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北至天涯石北街、国圣祠、庆云庵街，东抵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大慈寺不仅规模宏大、高僧云集，更有众多著名艺术家留下“精妙冠世”的书画。
玄奘受戒于大慈寺
宋代普济《五灯会元》载，印度僧人宝掌“魏、晋间东游此土，入蜀礼普贤，留大慈。”可知大慈寺始建于公元3世纪至4世纪间。但最先和大慈寺产生联系的“名人”当为《西游记》人物唐僧的原型玄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三藏法师玄奘从长安到成都，随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他究通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寺讲经，不知不觉，四年多的成都光阴过去了。玄奘在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律后，从成都东门上船，泛舟三峡，取道荆州至长安，赴西天取经。
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唐玄宗入蜀，为避安禄山之祸。清嘉庆《华阳县志》引《佛祖统纪》称：“唐元（玄）宗幸成都，沙门英干施粥救贫馁；敕建大圣慈寺；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并书大圣慈寺四字额。”这位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暮年帝王，赐大慈寺“大圣慈寺”匾额并一千亩田，敕建寺宇。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大慈寺僧人英干，他在寺前街头一如既往地为成都穷苦百姓施粥济贫，才被郁郁不乐的唐玄宗看见，让大慈寺有了惊人发展。玄宗皇帝那块四字赐匾，使大慈寺在武宗时免于“会昌灭佛”，因为它“不在除毁之列”。
唐明皇李隆基打道回长安一年后，具有韩国王子身份的无相禅师重建的一大片恢弘院落，“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四十二间”，在大慈寺绽放开来。
贞元十七年（801年），韦皋奉旨镇蜀，再次扩修大慈寺普贤阁，又对成都最古老的寺院作出了贡献。深知“智者乐水”的他开凿了一条“解玉溪”流经寺前，从东门附近缓缓汇入锦江，让大慈寺环境更趋完美，成为我国唐代中后期颇具声望的讲经圣地。据记载，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高僧知玄（悟达国师）讲经于普贤阁，听众日达万余人。
艺术家随皇帝入蜀
因为黄巢起义，唐朝又一位皇帝唐僖宗重复祖宗的经历“幸蜀”，来到成都避难。僖宗的四年成都光阴悠闲而雅致，少不了去大慈寺拜佛祈福，欣赏祖上题字。
两位皇帝入蜀时，全国还有很多饱受战乱之苦的艺术家来到蜀地，寻一份净土，成都因此成为绘画、书法的热土和天堂。仅大慈寺就有全国知名画师、书法家六七十人以壁作画，留下千余幅作品。宋代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宋代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等书，对大慈寺壁画作者及内容也着墨甚多。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游大慈寺，对唐代佛画大师卢楞伽的作品倍加赞赏，称大慈寺壁画“精妙冠世”。大慈寺壁画成为唐代中国壁画之最。
高僧、皇帝、官员、艺术家，成为大慈寺的常客，原本就香火兴旺的大慈寺，增添了无以复加的人文资源。寺前的市集也逐渐发展，形成著名的集市群。
大慈寺前商贸繁盛
唐代成都罗城修建之后，内城东门到外城东门两点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条东干道，这一干道上的大慈寺商业空前繁荣。据宋代祝穆《方舆胜览》云：“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日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
大慈寺前的季节性市场，是被十几种行业包围、拱卫的中心：不仅有蚕市、药市、七宝市，还有灯市、花市等。解玉溪的两岸，还因得天独厚的城内滨河优势，形成经久不衰的夜市。《方舆胜览》提到“登大慈寺前云锦楼观锦江夜市”，田况诗《登大慈寺阁观夜市》，都能体验到那时成都夜市的盛况，恰如唐之长安、宋之汴梁。
宋代的大慈寺是成都举行盛大节庆的必选之地，官贵聚首，与民同乐。入夜，寺前东大街上满是星火灯笼。夜市的摊点排成长龙蜿蜒在解玉溪畔，人流于中间穿梭，半夜也未见散去。
南宋末年，战火荼毒，大慈寺受损严重。到元代，地方官员仍在大慈寺大摆宴席，似自娱自乐，又似仿唐效宋。元代费著的《华岁纪丽谱》中记载：“正月初二，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上元节，放灯。二月二十一日，晚宴于大慈寺。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费著笔下，早宴或晚宴于大慈寺非常之多。
清末《成都通览》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