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蒙恩遇，忝任封疆大吏二十年，天下情形虽未周知，而事理则一。”详查历代典章，通前彻后，深思熟虑，从来未有敢轻易地说要公开颁布章程者。他首先也强调了人治，“督抚两司皆得其人，则举措直枉，大法小廉，断然不必担忧所属苛取病民。倘不得其人，则一贯逢迎朘削，虽立法限制，仍然会形同虚设，弊病更甚”。其次，极力陈述陋规合法化带来的危害：“禁人之取犹不能不取，若准人获取，则诚如圣谕以为‘奉旨准取陋规’，益无顾忌，势必竭民膏脂而后止。迨发觉治罪而一方之民已大受其害矣。”又次，指出道光帝万万不可开此先例，他说陋规历代相沿，“不独在今为然”，但是，“未闻准其明取于民垂为令甲者”，并且举例说：“嘉庆四年尹壮图奉召入都，曾经建议彻查地方陋规，欲明示科条，当时钦奉上谕：‘此项积习相沿，只可次第整顿，断无明示科条之理。’”接着，孙玉庭陈述了陋规无法查清、难立章程的情况：“府、州之陋规在乎三节两生、盐当漕务。而厅、州、县之陋规则在乎钱漕盐当。钱漕岁有丰歉，盐当因时开闭，本来就不可能定为常额。况且道府漕规，目前正在奉谕旨清理漕弊，必须禁革，所以更不便作为定制。”再者，各地方官所处情况不一，用度多寡不同，政务繁简不一，亦不能一律。又“五行百产贵贱亦无一定，是各该地方官开支用度亦断难详查定数”。各处陋规实有若干，该地方官断不肯自行实报，而督抚藩司耳目不能遍及，即使派人去查，必然包庇掩饰。而清查涉及广大舟车行户，繁难琐屑，尤为不雅。因此，清查陋规后来之获益未睹，而目前之纷扰已甚。舆情不协，国体有关，于地方吏治均无裨益。最后孙玉庭表示，以上所述“见与三省抚臣往返札商，皆以为相安已久，无须另议，反致纷更”。
此后，署成都将军蒋攸铦进京叩谒梓宫，向道光帝力陈此事不可行。
道光帝斟酌再三，权衡利弊，决定收回成命，于十二月十三日下诏，停止清查陋规。上谕说：“朕在大丧之中，甫奉皇考梓宫回京，心绪婺乱。又值初亲政事，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英和人本明白，又复敢言，听其言似为近理，因而降旨令各督抚体察情形，详议复奏。谕旨甫下，即据汤金钊、陈官俊、汪廷珍先后陈奏，皆以此事为不可行。”“朕心已悟此举之非矣。嗣方受畴来京，首先询及，即奏称格碍难行。昨蒋攸铦入对，更力陈其不可。本日又据孙玉庭等奏，所言尤为剀切详明。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抑且有伤于国体。幸而内外臣工知其不可，尚肯据实驳正，若皆缄默不言、听其舛误，其失可胜言乎？朕不是文过饰非之君主，既然洞悉其弊，则迁善改过犹恐不及。着即明白宣示各督抚：停止查办。”另外，因为英和建言冒昧，被责令退出军机处。
次日，道光帝又谕：“昨已明降谕旨停止清查各省陋规矣，因是思及为君之难，倍增乾惕。”又自责说：“清查陋规一事，虽系英和建白，实朕不慎不敏之故。总由朕审度不明，几至误事。幸朝有诤臣，连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而又无伤于政体。”当即传旨，汪廷珍、汤金钊、方受畴、蒋攸铦、陈官俊交部议叙，孙玉庭从优议叙。
道光帝清查陋规的诏令，到此以停止进行、收回成命告终。
清查陋规是道光帝初政后的第一个整饬吏治、惩治腐败的重要举措，然而出乎意料地竟成了哑炮，这件事颇发人深省，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其一，陋规已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现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无所不在，既无法查清，又不能去查，正所谓“积重难返”。制定“清查”政策，形成了主观愿望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清查”本身就成了一项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其二，通过清查，分别应革、应存，明立科条，使部分陋规合法化，从理论上讲是荒谬的，从结果来看是危险的：一旦承认某些陋规的合法性，必然后患无穷。幸而不少官员出面阻止了清查，否则其后果是严重的。
清查陋规的夭折，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道光皇帝并非不知吏治的弊端，可是，面对日益衰败、百弊丛生的无奈，他只好掩耳盗铃，听之任之。在他此后施政的四十多年里，也只能做到稍加限制而治标，却找不到切实有效的办法铲除积弊以治本。
清查陋规的失败给道光朝政治投下了很重的一道阴影。道光帝初政伊始，首次改革尝试就碰了壁，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收场而告吹，这就奠定了他日后谨小慎微、重在守成的执政基调，不敢再尝试变革的举动，注定了他绝不能比他的父亲嘉庆帝走得更远。然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没有大改革、大更张，又如何能够振作呢？纵观道光朝的大政方针，保守而得过且过，姑息宽纵，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处理新疆善后时表现的软弱短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处理漕运问题，实行海运而不能坚持；……诸如此类，表现得因循守旧，缺乏作为。特别是当面临西方列强入侵的重要关头，使整个国家被动挨打、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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