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笔《卢沟晓月》(资料图)
一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帝王大都好这一口,附庸风雅,而外国帝王一般没有这种嗜好,很少犯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与李白、杜甫为伍,这不纯粹是添乱吗?
二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当过几天皇帝,龙椅尚未坐热,又逃出洛阳。可他刚进这座都城时,那首 《菊花》诗,因为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受此启发,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 《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也学黄巢咏菊: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辎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 《咏燕子矶》的诗: “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 《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 《小风歌》,或者 《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现趸现卖的他,记性不是很好,诗一般偶数,他这首诗奇数,马屁精们哪敢说陛下您还差一句,只能鼓掌叫好,好啊好啊,这正是俺们领袖的英明伟大之处,要的就这三句,好让你浮想联翩啊!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 《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立有一块 “卢沟晓月”的石碑,就是乾隆题写的。碑后有他的诗,我估计看过和记住这首诗的人极其有限。他是皇帝,他写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愁没人叫好,可他死了,他就没有这个威力让大家非捧他的场了。不过,我因写过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记住了这位皇帝刻薄钱谦益的诗: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人家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瓮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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