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今人汗颜的杨一清数学政治思维

明朝的历史真相被雪藏了许久，本世纪初明朝的价值得以被迅速扩大化。然而，物极必反。当目光全部都投入到了帝王将相的尔虞我诈、金戈铁马的时候，许多历史真实被人们忽略了。特别是在这个虚浮的时代。(摘自：《白银帝国：翻翻明朝的老账》(点击阅读全文连载)作者：李连利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弘治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504年的某一天，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政马茶法、茶马互市的杨一清，伏案看着奏报，他是越看越高兴，不禁提笔向皇帝陛下写了封奏章。他说：
　　
　　因为贩私茶的现象严重，早已经陈旧的茶马法规、贸易法则根本无法实行。此次，我用了1570余两银子收购茶叶78820斤，换得马900多匹。如果用银直接买马的话则至少需要7000余两。因为目前的茶叶价格是0.02两一斤，马价一般为7.78两，每匹马就要折茶389斤。而本次交易中，每匹马仅折茶87斤左右，折算成银的话，每匹马仅值1.74两，净利润约6.04两，净利润率高达347%。所以，万岁呀，为了国家急缺的战马，为了增加国家税收，防止巨额利润流入奸商、走私犯手中，朝廷应该实行招商买茶制度。国家不再统购统销，而是由商人自行买茶到指定地点销售，照章纳税。
　　
　　这次上书之后，弘治皇帝批准了户部的建议，决定召集陕西、山西的富商们进行茶叶招商引资。其后，杨一清再次上书，再次为皇帝算了几道数学题。他说：
　　
　　招商买茶能否成功全赖定价。茶商为了利润绝对不会抬高收购价格，这样，只要我们控制好运输价格，朝廷就能得利。当然，也不能为了得利，而故意让商人赔本，这样就没人买茶运茶了。经过臣的测算，官商都满意的最佳点是，每1000斤运到茶马司给银50两，其中茶价银25两、加工费和运费25两。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某一两家大型茶商买茶数量过多，就会挤占其他中小茶商的利益。这样，政府就可能被一两家或几家大型茶商钳制，从而影响国家法律施行。所以，每名茶商买茶不能超过1万斤。
　　
　　按照以前的做法，官银1万两，战马不过1000匹(马价上升)。按照上述方法，官银1万两，可以买茶20万斤(茶价上升到每斤0.05两)，可买马将近3000匹，平均67斤茶叶换一匹马，差价为133斤。由此，净利润高达200%。
　　
　　明代中前期，明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北方蒙古部落。到了弘治年间，蒙古部落再次崛起，边关告急。弘治皇帝命令边关积极备战，然而却忽然发现战马不够了。
　　
　　明初茶马贸易每年可换来几十万匹马，而此时马匹却少得不够用了。为了增加战马，孝宗急需能人来整顿茶马互市和苑马寺。经过考查，兵部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卿杨一清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的茶法和马政。弘治十五年(1502年)杨一清走马上任。
　　
　　杨一清发现，在边关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本应是一体的，但实际却是分头领导。例如，马政由太仆寺、苑马寺负责，由巡抚兼管，茶马司由巡茶御史主持。二者各自为政，互不配合。如此造成的结果是，茶马司只管以茶易马，只注意完成换马的数量却不重视马的质量。苑马寺只管将马分配给官军，不管马匹能否上阵。许多战马买来之后，相继病倒。为此，杨一清主张合二为一，统一管理，由巡茶御史统一管理。
　　
　　与此同时，他罢了苑马寺卿李克恭的官职，这家伙在任三年竟然使6400多匹战马被人盗卖；还撤了灵武监正李谦，这家伙在北京借了高利贷，为了还钱到了灵武后四处搜刮。
　　
　　在罢免了七八名办事不力的官员后，他又大举提拔一些资历比较浅的官员，如平凉通判张檄、泾荆州知州岳思忠等。他还把山西行太仆寺卿王琰与陕西行太仆寺卿袁宏进行对调。王琰的特点是作风凶悍，袁宏是作风稳健。显然，对于身处改革之中的他来说，王琰比袁宏更合适在他手下工作。除此之外，对于在任上一直兢兢业业的陕西马政官员们，杨一清则为他们请功嘉奖，例如对苑马寺卿车霆等人。
　　
　　经过一番努力，陕西马政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同理，对茶政杨一清也如法炮制。
　　
　　然而，上述努力只是处理了表面问题，本质的问题还没有涉及。根本问题是没有茶没有马怎么办呢？明初开始施行的开中制已经完全失效。当时，陕西的茶税只有2.6万多斤，即使大规模地打击私茶之后，也不过4万多斤。因此，他一方面查实陕西茶园实际面积、产量、茶户数等，进行补税，由此增加将近2万斤的茶税；另一方面则开始施行案例中提到的招商买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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