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之前的望远镜——它甚至可能16世纪已到中国？

科学外史（3）

　　望远镜究竟何时发明，这个问题在现代西方学者中至今未有定论。以前很多中国读者曾以为是伽利略所发明的；西方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由荷兰人于1608年发明，而伽利略只是闻讯仿制并首先将其用于天文学观测，1610年他在威尼斯出版了《星际使者》（Sidereus nuntius）一书，书中报导了他用望远镜获得的六大发现。
　　但也有许多学者相信，在伽利略之前就已经有望远镜了。在望远镜发明权之争中，英国数学家迪格斯（Digges）父子是重要的候选人。据金（H. C. King）的《望远镜史》说，托玛斯·迪格斯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望远镜使用说明，这被认为可能是其父伦纳德·迪格斯生前已发明了望远镜的证据。伦纳德于1571年，其时伽利略才7岁。
　　然而迪格斯父子还只是毫无戏剧性的候选人。一些学者相信，望远镜的历史还可以再往前追溯至少1500年！例如，他们相信，在希腊化时代斯特拉博（Strabo）的著作《地理学》中，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关于望远镜的记载。而13世纪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则是另一个著名的候选人，相传他曾在牛津亲自制作了一架望远镜，在培根的著作中，甚至提到古罗马统帅凯撒（Julius Caesar）就拥有望远镜了。当代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则报导了现今收藏在雅典卫城博物馆等处的多个古代水晶透镜，他认为用这些透镜构成一架简易的望远镜是轻而易举的，因此坚信古人早已经拥有了望远镜。
　
　　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中国古代的相关史料，也可能大有帮助。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当数明人郑仲夔《玉麈新谭·耳新》卷八中如下一段记载：
　　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能烛见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视天上星体，皆极大；以视月，其大不可纪；以视天河，则众星簇聚，不复如常时所见。又能照数百步蝇头字，朗朗可诵。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就表明望远镜早在伽利略用以进行天文观测之前很久就已有了，并且还被带到了中国。
　　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年）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之一，他于1582年到达中国，1600年起定居于北京，1610年逝世——伽利略正是在这一年公布了他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所获得的一系列新发现。若望远镜直到1608年才被发明，则当时远在北京的利氏生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它（因为那时从欧洲到北京的旅程要数年之久），更不可能于1600年之前在中国南部使用它。这样，就需要对上引郑氏的记载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考察，以判断其可信程度究竟如何。
　
　　从称利氏为“番僧”这一点来看，郑氏所记当为1595年之前的事。利氏从1583年进人中国内地，起初他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都作和尚打扮，故被认为“番僧”。但从1595年开始，利氏等人改为儒服，这对他们打人中国上层社会大为有利。此后许多与利氏交游的中国官员、学者在他们留下的记载中，都称利氏为“西儒”而不再将之视为“番僧”了。
　　从内容上来看，郑氏所记与耶稣会士所著的中文著作中关于望远镜的论述似乎是相互独立的。在当时耶稣会士中文著作中，普遍将望远镜的发明权归于伽利略，如1615年阳玛诺的《天问略》、1626年汤若望的《远镜说》、1634年由汤若望等四人编撰的《崇祯历书》（五纬历指卷一）等都是这样记载的。根据郑氏的自序，《耳新》成书于1634年，此时《天问略》、《远镜说》两书皆已刊行，郑氏读到它们固属可能；但是上述二书中所述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到的六大天文发现（金星位相、月面山峰、土星光环、太阳黑子、木星卫星、银河众星），有五项郑氏都未提到。因此郑氏所记不像是因袭耶稣会士中文著作之说，很可能另有所据。
　　就地点与人物而言，郑氏所记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据今人考证，利氏在华交游人物中确有一位道士，姓王，他于1599年在南京与利氏往来。不过据郑氏所记，道士似在南方活动，而利氏自1600年获准居留京师之后，直至去世，十年间未再南下。如郑氏所记为利氏北上之前的事情（这种可能性很大），则“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之语尚存疑问。
　　综上所述，郑氏的记载还是值得重视的，并无足够的理由将其视为小说家言而不屑一顾。况且退一步来说，科学史研究中从小说家言发掘史料的先例也有许多。
　
　　以上仅就郑氏记载本身分析，但关于利玛窦的望远镜，《耳新》所言并非惟一的中文文献。比如清初的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也有“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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