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在人生旅途中，难免要经历各种各样纷繁的事情。随着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都变得淡漠了，甚或遗忘了，往事如烟说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总会有一些留下来，甚至铭刻在心灵深处，令人难以释怀。外界微不足道的一点诱因，就足以使它们闯入心头——那样历历在目，仿佛刚刚发生的一样，……
我与自然辩证法结缘就属于那种无法忘怀的事情——纯粹偶然的事件（也许仅有一点必然性）。
我是1964年秋考入西北大学的，学的是物理学专业。1966年6月4日，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排山倒海之势，把还处在朦胧状态的人们一股脑卷入无底的政治旋涡。停课闹革命！两年的基础课尽管只剩个尾巴就可以学完，却不得不戛然而止。好在1967和1968年间有10个月的所谓“复课闹革命”，当时物理系成立了“半导体专业连队”，我在此期间学习了几门专业课程。这就是我的知识“老底”。不过，在大学期间，我对外语特别感兴趣，主修的俄语提前过关，自学和半自学的英语和日语也有相当的基础。加之我从小爱翻阅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喜欢背诵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多少有一些文学功底。
在学校待了整整六年（学制为五年），闹文化革命的时间占了一半多，学业荒废自不待言。直到1970年8月，我才被分配到华山脚下的21军农场，劳动锻炼一年有半。当时连队有几条铁的纪律（不准看专业书，不准谈恋爱，不准请假回家，不准夫妻同居），就是想学习，也没有可能。1972年2月，我又被分配到渭北高原的富平县，在县广播站从事机务和机修工作，天天跟收音机、录音机、扩大机等等打交道，此时也无心读那些不相关书籍，确实也找不着好书去读。
艰苦的生活环境根本算不了什么：我虽然当时只有27岁，可是在农村、在步行串联（我们迈开双腿，从西安走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在部队农场吃的苦已经够大、够多的了，眼下的困难只不过的小巫见大巫。业务很快就适应、熟悉了，而且干得还不错。我亲自设计、安装的机房自动开关机控制系统大功告成，在渭南地区和陕西省还有些名气，外地广播站经常来人参观、取经。基层公社放大站的人员都很朴实，对我这个大学生很尊重。我也不辞劳苦，骑自行车跑遍了全县30个公社，包括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推心置腹地交谈，相处得十分融洽。但是，的确有不顺心之处。一是小地方，吃公家饭的人好像没有互不认识的，人事纠葛错综复杂，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叫我这个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怎么看也觉得不顺眼，特别扭。可是，自己人微言轻，回天乏力，又不愿耳濡目染，混迹其间，所以心想还是一走了之的好——眼不见，心不乱嘛。二是总有怀才不遇之感：难道我要做一辈子机修工，以修理无线电器材了却平生？难道我就不能干更有成就感、更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郁闷、惶惑、冥思、求索，正像我在一首词《采桑子•春节》中所写的：“儿时天天盼过年，度日如年。望眼欲穿，待到年来戏秋千。而今不觉又一年，渐凋朱颜。浮想联翩，欲揽明月上青天。”
历史终于出现了转机。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他老人家病逝。紧接着，10月6日，“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寿终正寝。10年文革，祸国殃民，贻误了整整几代人，尤其是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文盲、科盲，因为这是一个无书可读、有书难读、无心读书的时代。凡是身历其境的人，当时无不有一种挣脱枷锁、身心解放的感觉。
令人振奋的变化接踵而止。撇开重大的政治事件不谈，光是与青年人直接相关的好消息就令人目不暇接。1977年8月，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我在9月从广播听到这个消息后，即刻预感到，个人命运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样，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当时，我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遂挥毫写道：

闻高校招生实行重大改革
运筹帷幄为国计，又听京华奏新曲。
深恨奸邪毁勋业，小怜微命去春丝。
亡羊补牢犹未晚，见兔顾犬且非迟。
秉烛夜读莫释卷，攻书正道是时机。

于是，我翻开书箱，找出旧教科书开始复习。说起来也是够凄楚的，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的内容差不多忘光了，连简单的微积分一点也不会演算了。外语忘得更惨：俄语字母不会写了，英语音标不会读了，日语的假名和语法也不知所云了。不过，已经学过的东西，收拾残局倒不是太难。我把全部业余时间用来“攻书”，而且起早贪黑，甘之如饴。记得当时，叶剑英元帅发表了“攻城不怕坚，攻书不怕难”的诗句，报上不断报道青年人自学成才的事迹，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数学家陈景润家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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