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颗彗星，它是哈雷彗星吗？

　　当年哈雷（E. Halley）研究古代有观测记录的24颗彗星的轨道，发现公元1531年、1607年、1682年出现的大彗星轨道非常相似，遂推测它们应该是同一颗彗星，周期为76年，并预言它将在1758～1759年之际再度回归。届时该彗星果然如期而至，证实了哈雷的推测，该彗星由此得名哈雷彗星，哈雷本人也因此名垂青史。
　　哈雷彗星可以说是天赋异秉，“出道”的故事又名动江湖，围绕着它的前世今生，注定了要有许许多多故事。这里只讲一件不太为人所知的。

　　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已知其轨道的彗星虽有上千颗，但其中具有椭圆轨道的只占约30%（大致而言，随着统计资料的更新有所浮动），称为周期彗星，其余都是抛物线轨道（约占60%）和双曲线轨道（约占10%）——它们接近太阳一次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之所以说哈雷彗星是“天赋异秉”，首先就表现在周期上。人们将周期200年以上的彗星称为“长周期彗星”，周期200年以下的则是“短周期彗星”。那些周期很长的彗星，比如长达几千年的，今人难免觉得几千年后的验证没有什么意义。周期太短的呢？老在你眼前晃动，太司空见惯了，也就没什么稀罕。而哈雷彗星的76年周期，长度实在是恰到好处：从等待验证来说，它足够短（哈雷所预言的回归发生时，哈雷本人虽已去世16年，但一生见到两次哈雷彗星的颇有人在）；从预言的惊人效果来说，它又足够长。
　　对于这样的周期彗星，专门有一个名称——“哈雷型彗星” （周期在20～200年之间的），包括哈雷彗星本身在内，已知的哈雷型彗星共有23颗。
　　之所以回忆这些数字，是因为有一段公案要靠它们来解决。

　　很早就有人指出，在哈雷“发现”哈雷彗星之前，这颗彗星至少有30次回归都已经被古人观测到。例如，从春秋时代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到清代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29次，中国古籍中都有记录。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就宣称中国人早在春秋时代就“发现”了哈雷彗星，因为中国人虽然记录了它29次，但并未象哈雷那样意识到这些记录的对象可能是同一颗彗星。
　　虽然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但是29次回归记录，毕竟也是非常珍贵的科学史料，所以自然会有天文学家来研究这些记录。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就是这样的研究者之一。一段有趣的公案由此发生。
　　张钰哲研究哈雷彗星轨道的长期演化，注意到《淮南子·兵略训》中的记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他想到，如果这颗彗星是哈雷彗星，就可以据此确定武王伐纣在哪一年。
但张钰哲并没有说《淮南子·兵略训》所载武王伐纣时的彗星肯定是哈雷彗星，而只是说：“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张钰哲的假设性的结论在《天文学报》发表之后，影响颇大。这本来是一个相当严谨而稳妥的说法，但是不少学者显然忽视了张钰哲上述结论中的“假使”二字。历史学家赵光贤认为“此说有科学依据，远比其他旧说真实可信”，并在《历史研究》上撰文作补充说明，遂使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57年之说广泛传播。一位历史学家的话堪称典型例证：“1057年之说被我们认为是最科学的结论而植入我们的头脑。”

　　现在的问题是，张钰哲注意到的《淮南子·兵略训》中所说的那颗出现在武王伐纣时的彗星，它究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再退一步问：它是哈雷彗星的概率有多大？
　　这两个问题，张钰哲在他的上述论文中都没有触及。但是，至少后面那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
　　我们先设法估算古代被观察并记录下来的彗星中，哈雷型彗星所占的比例：
　　据Hasegawa在1980年发表的肉眼可见彗星星表，公元1701～1900这200年间：星等≤6（星等再暗肉眼就看不见了）的彗星共出现177次，其中，哈雷型彗星共9次，占5％。
　　又，研究表明，历代正史中的彗星记录是可靠的（地方志中的记录不甚可靠）。因此我们可以统计正史中彗星的分布情况：在公元1—1500年间，正史中共记录了345次彗星（如有多处记录，但从时间和方位上判断，是同一颗彗星同一次出现，则只计为一次）。其中，目前已证认的短周期彗星22次（均为哈雷型彗星，其中哈雷彗星就占19次），约占6％。
　　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在古代记录的彗星中，哈雷型彗星至多只占6％。
　　接着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哈雷型彗星上：
　　目前已发现的哈雷型彗星共23颗，其中包括哈雷彗星在内的周期小于100年的有17颗，而武王伐纣年代的争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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