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年历之前世今生

要说起天文年历在中国的身世，那真可谓家世悠久，血统高贵。但是它的现代化却又是命途多舛。
　　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天子向诸侯“颁告朔”之礼，所谓“颁告朔”，就是告诉诸侯“朔”是哪一天，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可以视为天文年历的滥觞——因为朔仍是今天的天文年历中的内容之一。而与包括日月及各大行星及基本恒星方位数据、日月交食、行星动态、日月出没、晨昏蒙影、常用天文数据资料等等内容的现代天文年历相比，清代钦天监编算的《七政躔度经纬历》也算得上天文年历的雏形。
　　诸侯接受“颁告朔”，就意味着遵用周天子所颁布的历法，也就是奉周天子的“正朔”，这是对周天子宗主权表示承认的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这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行为，在中国至少持续了三千年之久。在政权分裂或异族入侵的时代，奉谁家的“正朔”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当中国强盛统一时，向周边国家“颁赐”历法，又成为确认、宣示中国宗主权的重要行为。

　　 1679年在法国出版的《关于时间和天体运动的知识》，通常被认为是时间上最早的天文年历。其实类似的出版物早已有之——就是星占年历。星占年历中包括一年中重要的天文事件，如日月交食、行星冲合；当然也包括历日以及重大的宗教节日，以及对来年气候、世道等等的预测。星占年历中还包括许多各行各业的常用知识汇编，比如给水手用的年历中有航海须知，而给治安推事用的年历中有法律套语等。
　　公元1600年之前，在欧洲这类读物至少已经出现了600种，此后更是迅猛增长。例如，17世纪英国著名的星占学家W.Lilly编的星占年历，从1948年起每年可以售出近三万册。而在此之前，伟大的天文学家开普勒，早就在编算公元1595年的星占历书了。他因为在历书中预言这年“好战的土耳其人将侵入奥地利”、“这年的冬天将特别寒冷”都准确应验而名声鹊起，此后不断有出版商来请他编年历，这对于他清贫的生活来说倒也不无小补。
　　如果说那些附有政治使命的，或是出于星占目的的年历，不能算“纯粹”的天文年历的话，那么比较“纯粹”的天文年历出现于18世纪。《英国天文年历》从1767年起逐年出版，9年后《德国天文年历》开始逐年出版，《美国天文年历》1855年起出版，苏联自己编的《苏联天文年历》1941年才开始出版。

　　说起来，中国编算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年历，比苏联还早。但是这件事情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却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政治的纠缠。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的第一条政令，就是《改用阳历令》。改用当时世界已经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当然是符合科学的；然而立国的第一条政令就是改历法，这本身就是中国几千年政治观念的不自觉的延续——新朝建立，改历法，定正朔，象征着日月重光，乾坤再造。让历法承载政治重任的传统旧观念，在新时代将以科学的名义继续发生着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的“中央观象台”曾出版过1915年和1917年的《观象岁书》，接着在军阀战乱中，此事无疾而终，停顿了十几年。直到1930年才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开始比较正式的天文年历编算工作。没想到此时却爆发了长达两年的高层争论，而争论的焦点，竟是在今天看来几乎属于鸡毛蒜皮的细节——要不要在新的天文年历中注出日干支和朔、望、上下弦等月相！
　　首先，今天难以想象的是，那时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是当时的“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过问的，许多会议都有中央党部的代表参加。而些天文学家虽然大都是从西方学成归来，受的都是现代的科学训练，可是他们在年历问题上却比如今的官员更为“政治挂帅”！例如，在新编算的天文年历中，每页的下面都印着“总理遗嘱”，天文学家们说这是为了“以期穷陬僻壤，尽沐党化”。后来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意见，又决定改为在年历中刊印“训政时期七项运动纲要”、“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省县政府组织法”等材料，几乎将天文年历编成了一本政治学习手册。
　　在要不要在年历中注出日干支和月相的问题上，“党部”的意见是“朔望弦为废历遗留之名词，若继续沿用，则一般囿守旧习之愚民，势依此推算废历，同时作宣传反对厉行国历之口实”，所以要求在年历中废除。但是一部分天文学家认为月相是各国年历中都刊载的内容，应该注出，他们反驳说：“想中央厉行国历，原为实现总理崇尚大同之至意，自不应使中国历书在世界上独为无朔望可查之畸形历书。”而教育部官员原先主张在年历中废除日干支，不料“本部长官颇不以为然”，认为干支纪日“与考据有益，与迷信无关，多备一格，有利无弊”。各种意见争论不休，最终似乎是天文学家的意见稍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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