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唐孝威何以错过诺贝尔奖

“我很清楚地刻记得，项目的思路是他提出的，最后和日本科学家讨论后，决定进行合作研究。应该说我方花费不高，科学院是有能力支持这一国际合作项目的。”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科学院不支持。这可能是唐先生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遗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失去了一次可能形成原始性创新的成果的机遇。”

　　事后诸葛亮？

　　对何景棠讲述的这段往事，有人评论说，小柴昌俊是以意外发现，而不是以唐孝威与他当初设想的探测质子衰变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人评论说，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逻辑。
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李惕碚则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调整研究目标是常有的事情，关键是大的方向有没有抓对，而唐孝威与小柴昌俊那段故事说明，中国科学家是能够在重大领域提出想法的。
还有专家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大型地下水切仑柯夫探测装置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质子衰变，但同时也可以用来研究太阳中微子的丢失及中微子的振等重要领域，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支持这个实验，中国科学院就很有可能在这些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杨炳忻更是认为，如果有人对这一问题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可能是不了解内情，没有支持唐孝威与小柴昌俊合作是科研决策的一次重大失误，这是不容回避的。
此外，提到唐孝威的常识和为人时，很多专家都大加赞扬。杨炳忻说，唐先生早年在核与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就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近年来他积极促进学科领域交叉和融合，比如在推进我国的脑科学研究发展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一生中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至今仍坚持在实验一线，亲自指导研究生。李惕碚也称唐为一位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不过，对于《科技导报》文章标题中“擦肩而过”的提法，李惕碚认为可能不太恰当，因为“擦肩而过”应指已经做出了非常接近诺贝尔奖的成果。
包括何景棠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即使当初唐孝威与小柴昌俊的合作计划能够进行，由于科学研究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科学家不一定就能获得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
还有专家告诉记者，这个合作计划当年在高能所内部不止讨论过一次，会上也有人从学术上提出过反对意见，而那些反对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如认为仅有地理从而失去了还不够、担心投入太大等。另外，即使合作计划启动了，能否得到后续支持也是一个未知数。据估计，建设探测装置的初始投入大概需要上千万元人民币，而小柴昌俊要上亿元人民币。
但不管怎样，很多专家称，合作计划没能开展，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对于“事后诸葛亮式的逻辑”的质疑，李惕碚认为，事后诸葛亮其实是有必要的，否则就会永远丧失时机。他还说，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伍)相比，中国本土科学工作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同样复杂，但回答起来更敏感，也更有必要。
而据《科学时报》报道，何景棠的妻子担心写出了稿件，何景棠解释说，他之所以写出这段往事，是希望有关科技部门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科学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各自的启示。

　　行政决策的反思

一位在中科院工作20多年的科技管理者对记者说，对于唐孝威示得到批准的项目他没有很多的发言权，但他觉得这很可能是行政决策代替科学决策的一个结果。
据他回忆，1980年前后，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中科院的业务管理也当然靠行政手段，许多决策并不像现在要经过专家论证、同行评议等环节。当时中科院有五个业务局，对口管理各研究所，权力很大，各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人事任免、经费、课题甚至职称往往由业务局各个处员掌握，由处员提出具体意见，经局领导同意即可执行。
这位管理者称，科学研究是创新性的高智力劳动，其管理较一般性管理难度更大，用篇章的行政手段来代替依靠专家组和科学共同体的管理方式，从体制上说就是一个错误，“我当时30多岁，中级职称，行政级别是副处级，但相关的几个研究所，还有许多著名科学家都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由我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这多么可笑！”
他还说：“在当时，一个很好的原始创新性研究思路，到了院里，被一个处员否定的事情极为常见，也许现在听起来有点残酷，但这种遗憾客观上是由当时的行政决策体制造成的。”
杨炳忻也认为，毕竟事情已经过去，重要的是从历史失误中吸取教训，不要犯类似错误，我们今天讲创新，其中关键就是要淡化决策中的行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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