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超
今年“两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积极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其他新能源，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11.4%。
毫无疑问，新能源发展将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能源事业发展的一颗新星，并引起业界的热议。
目前，我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风能装机容量和太阳能光伏发电产能已位居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到底何去何从？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热能工程教授倪维斗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他同样认为，中国更需冷静思考，警惕在新能源发展上的“群体不理性”，反对“一窝蜂”式发展，要注重质量，争取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避免重复建设、重走低端制造的老路。
避免舍近求远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新能源在“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十二五”期间的发展前景如何？
倪维斗：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新能源的定义。新旧是相对的，例如核电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发电总量中占比较小，仅为1%左右，预计2020年将增加到7%~8%。在我看来，如果能使目前主力化石能源的效率有大幅度提高，能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能源，即实现传统能源的更新换代和高效利用，都可以算作新能源。照此标准，煤制天然气，煤的高效、清洁和可持续利用都可以纳入到新能源的范畴。
能源产业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资源、转化、储运和终端利用四个环节。我们不仅要看能源资源来自何处，还需注重在转化、储运和终端利用等环节的改进。新的能源种类需要发展，但更加有效的是在传统能源的合理利用上做文章，而且传统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很大。以水泥行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利用水泥余热每年就能生产250亿度电，相当于目前风电发电量的一半。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合理地配置好我国资源，实现高效益，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新能源的发展有层次分别，我们在规划时应根据国情梯次对待。也许二三十年后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会比较大，但目前而言，发展潜力最大，也是最需要重点对待的是传统能源的改进和合理利用。如果忽视了这点，而盲目发展上述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将会造成时间上的错位，舍近求远。
日报：你觉得要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节能降耗目标，主要会面临哪些问题？
倪维斗：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要高不少，这里面有技术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由于系统配备不好，有些钢厂和电厂都没有在设计范围内运行，效率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
在体制方面，能源合同管理(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EMC)是个不错的机制。所谓EMC，就是由专业公司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对耗能厂家专门进行节能减排，节能产生的利润由公司和厂家按一定比例分享。譬如钢铁、水泥等耗能厂家不需要承担运营风险，只需要提供余热、余压等。国家对于这种机制应大力支持。
同时，电网机制仍是个大问题。目前利用余热建设的电厂，首先减少的是工厂的外购电，多余部分能不能上网仍是问题。总的来说，节能方面体制因素影响较大。中国其实并不缺节能技术，只要体制理顺，政策对头，节能减排就大有可为。中央提倡“又好又快”发展，但怎么才算“好”，缺乏一个量化的标准。
我认为可以考虑将GDP增速和能耗指标挂钩。例如“十二五”规划确定GDP增速为7%，单位GDP能耗下降16%。如果将这两个指标挂钩，可以允许地方GDP增速超过7%，但单位GDP能耗下降速度也要相应地高于16%，二者呈正相关性，具体的比例关系可以进一步研究。
警惕舍本逐末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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