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书在中大留影(照片由杨鹤书家属提供)。
新快报记者 陈红艳 实习生 陈晓芬 报道
继上两个月，吴宏聪、高华年相继辞世之后，中山大学日前又痛失一宝。10月14日，新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的高徒、中大人类学系复办功臣之一——杨鹤书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家乡之恩 全村凑齐4元供其读书
杨鹤书，是新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的高徒。虽师从名门，可杨鹤书的求学之路，却是全村人用4块钱“铺”出来的。1957年，杨鹤书考入中大历史系，那时，上个大学可不容易，全村人一起凑足了4块钱供他读书。4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临别时，揣着父老乡亲的“情意”，杨鹤书一下子跪在全村人面前，以表谢意。“全村的人圆了他的大学梦想。”说到这里，杨鹤书的女儿杨碧不禁哽咽。她顿了顿，继续说道：“当时没有车，父亲只能从平远县步行到广州上学，愣是走了将近一个月。”杨碧说，对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父亲从未抛弃，一口的客家乡音更是一点没改。“当时挺为他的学生担心，因为父亲的粤语里夹杂着客家话、普通话，普通话里又夹杂着客家话和粤语，一点都不准，但惟独客家话，是一口的纯正。”
复办之路 办系之初曾被指不够格
在中国，要谈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大。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大就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但解放后，因人为因素而被裁撤。直至1981年，在梁钊韬教授的奔走呼吁下，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新恢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在当时，有粱钊韬、陈启新等在内的五大“复办功臣”，杨鹤书就是其中一员。作为复办的中坚力量，当时，仅在中大任教3年不到的杨鹤书，曾被指不够格。
1966年—1977年，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导师粱钊韬却希望其回来。1977年5月，杨鹤书回到家乡——广东，在广州市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大任讲师。杨碧介绍，杨鹤书成为复办功臣，也是出于导师的提议。“印象中有人认为父亲参与复办，不是很够资格。”杨碧说，那时候，复办人类学系是整个中国的大事，但尽管有人反对，导师却写了好几页的手稿，极力举荐。在杨鹤书的灵堂前，记者看到，杨鹤书此生最后一部著作——《南粤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就放在他的“面前”，而恩师的珍贵手稿就在书中。
夫妻之情 妻子去世后再无活念
1961年，杨鹤书与妻子相识，从相识到两人永久分隔，两人相伴了50年，感情甚是深厚，“从未红过脸”。
杨碧说，自1984年，杨鹤书患心肌梗塞以来，每一天，杨鹤书都需吞下一大碗药，27年来，天天如此，很是自觉。“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活下去。”杨碧说，作为丈夫的他、父亲的他、老师的他，一大堆责任还不能放下。因此，一感觉身体有何不对，杨鹤书第一时间就会去医院，他，要活下去。不幸的是，今年年初，妻子陈淑濂离世，这对杨鹤书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致使父亲辞世的转折点在于，8月中旬，我们将母亲的骨灰葬回老家，至此，父亲开始有了很大转变。”杨碧说，没了老伴的相陪，杨鹤书药不愿吃了，病了也不愿往医院跑了，还时不时地说：“我一生所有事情都完成了。”
在整理杨鹤书遗物中，杨碧发现，其实杨鹤书对自己的辞世早有预感，经常在日记中“交代后事”，银行卡密码、要费心照看孙子等，并多次提及要与妻子合葬，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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