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平凡生活，非凡人生(图)

初次致电黄祖洽院士，他谦逊地表示：“没什么值得采访的。”

　　几番软磨硬泡，他接受了采访请求，还不忘给记者“打预防针”：“家里有些乱……”朴实得可爱。
　　现在的黄祖洽，生活很平凡。闲暇时，他在家看看书报，上上网，每天还下楼遛弯儿；和学生在一起，他们喜欢互相提问、谈心；与记者闲聊时，他也抱怨自己视力下降，阅读时间长了很吃力，腿脚不便，上下楼需要用拐棍……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每次笑起来，圆圆的脸上眉毛挑起，眼睛眯成一条缝，慈祥和善。
　　他的人生却不平凡。他先后从事原子分子理论、原子核理论以及输运理论的基础研究，对我国原子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及设计制造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及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的研究卓有成效。朱光亚曾说：“祖洽同志是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李政道说：“（黄祖洽）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极历史性的贡献。”
　　更令人钦佩的是，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黄祖洽，意识到中国核事业人才培养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毅然离开如日中天的科学研究岗位，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开始默默无闻的教书生涯。
　　这让很多人发出感慨：“一生两辉煌。”
　　苏联专家：“你是对的”
　　1950年，黄祖洽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3年后，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提倡中国应开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作，在钱三强的建议下，他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
　　勤奋的黄祖洽很快掌握了大量理论知识，但谁也没想到，仅过了两年，他便跟苏联专家较上了真，其结果让周围人大吃一惊。
　　1955年，前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一堆（重水反应堆）一器（加速器），黄祖洽被分在反应堆组，于是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的培训。本来是去学习的，可是在此期间，他却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问题。
　　他回忆道：“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而我自己计算的结果是56根，中间相差10%以上。”
　　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黄祖洽不敢怠慢，立即向领导汇报，并与苏联专家沟通。经过反复测算，最后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
　　果然，在该反应堆启动时的临界实验中，黄祖洽的计算结果得到了证实。
　　1960年，黄祖洽在德累斯顿国际反应堆会议上阐述了为我国首个重水堆启动和运行所做的大量理论研究和计算工作。后来他又先后参与和组织了铀水堆（用于核潜艇）、石墨堆（用于生产）、元件堆（用于试验元件）的研究和初步理论设计，为这些反应堆的建造做了先驱性的探索工作。
　　钱三强：“你要做一个"半导体"
　　邓稼先和黄祖洽曾在近代物理所共事。上世纪60年代初，这位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开始频频找老同事商讨问题。
　　“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原子弹和反应堆很相似，都是由中子裂变的链式反应引起。”黄祖洽说，“于是邓稼先经常来找我讨论，还抽调了一些年轻人过去，最后干脆让我也去兼差。”
　　时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祖洽，接着又被钱三强任命为轻核理论小组的组长，正式进行氢弹的理论预研工作。因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位同时参加氢弹和原子弹研究的工作人员。
　　那段时间，黄祖洽一面参加研究原子弹研制中所需的“状态方程”，探索中子源部件结构的设计，一面仍继续参加氢弹的预研，同时还负责指导中国科技大学4名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工作压力非常大。
　　然而，他却劲头十足，时刻想着多做些工作。公交车为他营造了别样的思考环境，不少问题，都是在这种场合下突发奇想，得到答案。
　　在原子弹制造理论的研究中，制造中子源外壳的金属如何确定，这个问题一度让大家困扰。“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我就忽然有一个想法，可以反过来推导，先列出条件，符合条件的金属，就是我们需要的。”他说。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半年后，轻核理论小组被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黄祖洽也调了过来。在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和一次原理性氢弹的试验，便在1967年，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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