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物理教育

人。至1938年4月迁至昆明时，增设师范学院，学生也有增加。在1940—41年度，全校5个学院，26个学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学生约有三千人，成为我国最大的高等学校。
　　
　　西南联合大学的组织领导，由三校校长和秘书长组成常务委员会。但因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均有政府兼职，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执掌校务。而且清华的人力和物力，在联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学校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沿用战前清华的体制。
　　
　　另外，三校除统一的领导机构外，又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自原有的行政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因此联大物理系的师资力量很强。系主任先后由饶毓泰和郑华炽担任，而联大的清华部分又有吴有训和叶企孙先后担任系主任，物理学家张文裕则是南开大学聘任的。这时，三校合并，师资力量较前充实。担任物理教学的，除以上所提到几位教授外，还有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霍秉权、王竹溪等。联大重视基础，学风严谨，基础课均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学生在这些教授指导下学得扎实，教学质量反较战前有所提高。我国著名的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就是这时在联大学习的。他们的毕业论文，是在吴大猷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杨振宁在1983年回忆《读书教书四十年》的文章里，有一段朴实深情的记述。他说：“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力学是跟周培源学习的。印象最深的两位老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引导我走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这些话，正确地反映了当时我国重视理论，打好基础，而实验不足的情况。
　　
　　联大物理学系的课程，与战前清华的课程基本相同，多数课程均由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如清华周培源开的广义相对论与流体力学，王竹溪开的热力学与统计力学，北大吴大猷开的原子与分子光谱学，马士俊开的电动力学与相对论量子力学，饶毓泰开的光的电磁学说，以及清华霍秉权、赵忠尧和南开张文裕合开的原子核物理等，都是当时的第一流水平，此外还有些研究生课程，也可供四年级学生选修。
　　
　　当时所用的教材，除周培源编的《理论力学》是中文讲义外，都沿用战前的外文教科书。
　　
　　联大的物理实验条件比较差。抗战初至迁校前，北大领导以“不动一草一木”的原则，并没有迁出任何设备。抗战中，北大物理系的全部图书仪器设备，沦入敌手，只有南开运出十分之三、四，至1938年，用了中英庚款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补助费，添购了一批物理仪器，仅能供基础教学之用。当时一年级有普通物理实验，二年级有电学实验，三年级有光学实验，四年级有无线电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普通物理实验基本上按萨本栋著的教材进行，但其它实验，由于设备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开出，只能选做一部分。
　　
　　在物理学的科学研究方面，周培源对流体力学的激流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王竹溪开始了统计力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赵忠尧在一段时间中，做了中子引起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工作，终因实验设备条件的困难而没有能得出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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