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老解放区的物理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化教育极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如建立最早的陕甘宁边区，人口150万，而文盲就有100万以上。到1939年，小学生还只有二万多人，占该区人口总数的1.3%，中学仅有寥寥几所，而且质量不高，广大群众普遍受着封建迷信的影响，根本没有受过自然科学的教育。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发展教育放在最先的地位。但是这个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目标。因此革命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再次才是文化教育。学校教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取正规的制度。所以，当时共产党制定的教育纲领是“改变教育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和新课程”，即发动群众、加强生产、宣传革命斗争的教育。这样的决定，在当时当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党中央也考虑到革命建设的长期性，注意到有需要逐步提高干部和人民的文化水平。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打不垮敌人的。而且为了团结改造根据地的知识分子队伍，应当容许一切具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入我们的学校，并发挥他们的专长，所以边区政府决定，除了开办培养初级干部的小学外，还需要开办其它类型的学校，如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大学等。1940年夏，党中央决定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自然科学院，成为当时解放区的一所进行自然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的最高学府，是培养党与非党的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直属中央领导。研究院的任务是“开展科学研究，协助政府发展经济建设，推进生产事业，解决边区物资困难，改善人民生活。”中央还决定，凡带有专门性质的学校，如自然科学院，应以学习有关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
　　
　　自然科学院建院初期曾由留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担任院长，由曾留德学习化学的陈康白任副院长。不久，改由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担任院长。徐特立曾留法参加勤工俭学，他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他在1941年9月24日《解放军报》上撰文“怎样发展我们自然科学”。他说：“先进的政党，每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见近不见远，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的实利主义者，见远不见近，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抓住中心的一环，又照顾到锁链的全面，就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详细的调查。……由于科学的发展不是短期能完成的，所以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他又说：“科学家应该照顾到实际条件的可能和需要，如果没有人力物力的一定基础，幻想提高科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起码的条件，只等着条件完全具备，而不愿在已有条件下加以创造，……同样是错误。”从这些话看来，尽管在战时的环境里，徐特立对于比较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还是认为有迫切需要的。
　　
　　1942年，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对于自然科学院的办学宗旨中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自然科学院应该分为工农两部，以边区的实际问题为主，教学应侧重工业和农业的应用技术。另一部分人认为“基本科学是应用科学与理论科学的基础，是必要的开步走的理论知识。”“实际问题的彻底的、系统解决，没有理论的依据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论是应用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知识。”“延安科学院没有开过纯理论的课程，基础的物理、化学、生物等课，在高等教育中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就无法解决应用科学中的实际问题”。对于“博与专”的争论，徐特立说：“那种‘学校即社会’的论调，把两个阶段混为一个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有偏向的，相反‘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否定学校教育的重要作用，想单纯用带徒弟的方法，也是一种偏向”。这个根据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做出的结论，给延安教育界和科技界指出了改革的方向。
　　
　　自然科学院当时既是正常进行自然科学学习的学校，又是进行自然科学活动的中心。院内建有一幢科学馆，1942年12月，在科学馆内举行了牛顿300周年诞辰纪念会，徐特立作了《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的报告，这件事，在战争的年代里，在延安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举行，是非常难得的，值得人们称颂。这时，在西南地区的物理工作者，也在重庆和贵州，分别举行纪念牛顿的报告会。
　　
　　自然科学院分大学本科、预科和补习班三部分。本科招收中学毕业生，学制二年，不放寒暑假，预科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二年，补习班相当于初中程度，学制一年半。后来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大学三年，从中学到大学，一年级都是打基础的课程，实际问题列入大学的最后两年。大学本科分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后来增设地矿系。物理系的业务课程基本上仿照国民党统治区大学物理系所开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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