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柳德米拉 · 楚特身为研究生的第一项任务，是前往各个皮草养殖场，挑选最温顺的狐狸作为别利亚伊夫的第一代实验对象。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对遗传学研究的封禁逐渐放松，于是别利亚伊夫在位于西伯利亚的细胞及遗传学研究所建起实验室。他仍然小心翼翼地把活动伪装成生理学研究的样子，对基因之事只字不提。楚特回想起苏维埃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来研究所视察的时候，有人听见他说：“什么，那帮遗传学家还在这呢？不是已经消灭了吗？” 别利亚伊夫的上司运用谨慎的政治策略，同时赫鲁晓夫身为记者的女儿还撰写了一批褒奖遗传学的文章，在这些庇护下，狐狸养殖场的实验静悄悄地展开了。
1964年时，第四代狐狸已经开始实现研究人员的愿望。楚特仍然记得第一次有狐狸见到她摇尾巴的时刻。没过多久，其中最驯良的一些狐狸已经与狗极为相像，会跳到研究员怀里舔他们的脸。有时候，这些动物的驯化程度让研究员都惊讶不已。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一名工作人员把一只狐狸暂时带回家当宠物喂养，楚特去找他时，发现他正带着狐狸散步，而且没有拴绳子。“就跟遛狗一样。我对他说：‘别这样，会弄丢的，这可是研究所的财产！’”她回忆道，“他说：‘等一下。’然后吹了声口哨，喊道：‘可乐！’狐狸马上就跑了回来。”
与此同时，更多的狐狸开始显现出驯养动物的表型：松软下垂的耳朵在生长期中出现的时间更长，而且皮毛上出现典型的白色斑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观察到它们外表上出现巨大改变。”楚特说。1972年，研究范围扩展至鼠类，之后又加入貂和水獭。水獭难以繁殖，于是实验最终告吹，但科学家对另外两个物种的行为塑造获得了成功。
正当遗传学技术渐趋成熟，别利亚伊夫的终极目标(找到驯化行为与动物DNA之间的联系)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时，实验项目却陷入了困境。前苏联解体，科学经费缩减，研究人员除了维持狐狸群的生存，别的已经做不了什么。1985年别利亚伊夫去世后，楚特接管研究，竭力募集资金。然而到了21世纪初，她面临被迫关闭实验室的危险。
大约是同一时期，生于俄国的康奈尔大学分子遗传学博士后安娜 · 库克尔科娃从报道中得知这一项目的困境。多年来她一直对这座狐狸养殖场怀有浓厚兴趣，如今她决定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这项实验上来。在犹他大学戈登·拉尔克的协助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下，她与楚特并肩战斗，力图完成别利亚伊夫未竟的事业。
事实上，新西伯利亚养殖场中的狐狸并不都像马夫里克那样友好。马夫里克与驯良的伙伴们住所门口的小路对面，还有一座类似的棚子，里面摆满了铁丝笼，笼子里关着研究员们所谓的“攻击性狐狸”。为研究驯良动物的生物学特性，科学家们需要建立一个绝对野性难驯的动物小组，以便与友好的狐狸形成对比。研究人员根据攻击性狐狸幼崽行为中所含敌意程度对它们进行评级，把攻击性最强的用来繁殖下一代。与摇尾乞怜的马夫里克相比，这里的狐狸就像是它邪恶的同胞兄弟，与恐怖片中如出一辙：一旦有人类靠近，它们就露出牙齿嘶鸣，啃咬笼子栏杆。
“我要向你介绍这只狐狸。”楚特指着旁边一头咆哮的生灵说道，“可以看出它的攻击性有多强。这只母狐狸是攻击性的母亲所生，之后由驯良的母亲养大。”这一调换偶然证明了一个观点：狐狸对人类反应如何，更多在于天生，而不是后天环境。“在这里，”她说，“导致狐狸行为发生变化的是遗传特征。”
然而，想要弄清基因究竟是如何导致了驯化程度上的差异，却十分棘手。首先，研究人员需要找到负责控制友好和攻击性行为的基因，而这些行为特点，实际上是多种具体特点的综合，包括恐惧、鲁莽、服从、好奇等等。必须把这些特点区分开来，分别衡量，找到它们与某种基因或者基因组之间的联系。一旦找到这些基因，研究人员便可进行测试，看这些影响行为的基因，是否同时也是导致松软耳朵、花斑色皮毛等驯化物种特点的诱因。
而现在，库克尔科娃正致力于第一步：把驯良的行为与基因联系起来。每年夏末，她便从康奈尔大学来到新西伯利亚，对这一年新生的幼崽进行评估。她利用客观标准对狐狸的体态、叫声等进行测量，所得数据记入狐狸群的家谱——对驯良、攻击性和“交叉”组(父母分别来自两组)狐狸情况的记录。
然后，美俄合作的研究小组从参与实验的每只狐狸血样中提取DNA进行检测，寻找两组狐狸基因组中的明显差异。研究小组报告称他们发现在两个DNA区段中，两组狐狸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可能含有与驯化行为相关的关键基因。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驯化行为并不是由单一基因驱动，而是由一套基因的改变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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