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积累了很多财富，但付出的代价太大。这种代价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偿还的。
南方周末：我国的生态环境数据情况如何？国际上又是怎样的？
何芳良：我国的环境基础数据非常缺乏，我们完全不知道每年生物流失多少，流失速率是多少，精度也很粗。就我所知，我们没有在全国做这种调查。真正要了解生物环境流失的状况，要清楚每个物种在全国的分布面积、分布在哪里，而我国的生境流失数据几乎没有，科研非常薄弱，而且很多研究项目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在国外，这种工作是基础性和长期性的，像欧美国家，这种基础的统计调查都有很长的历史和积累。这种长期性的研究项目不会因为更换负责的科学家或者机构而终止，始终是长期坚持。
南方周末：在物种保护的问题上，现在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何芳良：这要从不同层面来看。在国家层面，制定环境政策要非常慎重，环境保护必须纳入发展的方程式，方程式的左边和右边必须相等，像绿色GDP的提法就非常好。此外，我们还应该发展公民科学，要充分让老百姓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要知道，光靠科学家们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环境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是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第三，要实现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立法。只有立法，国家的(环境)政策才得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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