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哥尔摩的瑞典科学院讨论后，被推荐予以发表，刊登在1884年初出版的《皇家科学院论著》杂志的第十一期上。
1883年底，当阿累尼乌斯收到上述杂志关于这两篇论文的校样后，他又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把其中的主要内容集中起来，写成《电解质的导电性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送交乌普萨拉大学。该校学术委员会接受了他的申请，决定在1884年5月进行公开的论文答辩。答辩会争论得非常激烈。阿累尼乌斯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实验事实，说明电解质在水中的离解，精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见解，受到多数委员和与会者的赞许。但是，阿累尼乌斯的导师塔伦教授表示，他对实验事实无任何异议，只是对电解质在水溶液中自动电离的观点不能理解。另一位导师克莱夫教授则提出，他对阿累尼乌斯的实验事实持怀疑态度，认为电解质在水溶液中自动电离的观点是十分荒唐的。阿累尼乌斯反复列举出大量实验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引证了早在1857年德国科学家鲁道夫·克劳晋斯提出的电解质在水溶液中不用通过电流就会产生离子的假设，也引用了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研究成果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但最后，由于委员会支持教授们的意见，阿累尼乌斯的答辩成绩只得了3分。
一场激烈的辩论过去了，阿累尼乌斯并未因成绩不佳而灰心。相反，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寻求更加广泛而公正的评价，答辩后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论文分别寄给了欧洲的一些著名科学家。不久，他收到了来自波恩的克劳晋斯的复信。住在杜宾根的L.迈尔，长居俄国里加的W.奥斯特瓦尔德，以及荷兰的青年化学家范霍夫也都先后给他写来了评价很高的支持信件。其中，奥斯特瓦尔德对阿累尼乌斯的工作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不仅充分肯定了这位青年人的实验成果，而且信中还提出了许多有关研究酸的催化作用的问题，建议同他一起研讨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这封信成了他们后来长期合作的开端。1884年8月、奥斯特瓦尔德专程来到鸟普萨拉会见这位青年学者。共同的志趣，相同的学术观点，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奥斯特瓦尔德肯定阿累尼乌斯的电离学说新观点从理论上说明了酸起催化作用的根本原因。一位欧洲著名学者的来访，轰动了暑假中宁静的乌普萨拉大学的校园。克莱夫等么些教授，对阿累尼乌斯受到如此特别器重，都感到十分惊奇。在国内，斯德哥尔摩的埃德伦德教授、彼得松教授等少数知名科学家也表示支持阿累尼乌斯的新见解。大学当局决定，再次为阿累尼乌斯举行论文答辩：当年冬天的这次答辩进行得异常顺利，论文被通过。不久，阿累尼乌斯被任命为物理化学副教授。只有固执的克莱夫教授及其支持者们，仍然拼命地反对新生的电离理论。因此，阿累尼乌斯只好离开乌普萨拉城，重新回到斯德哥尔摩在埃德伦德教授的领导下工作。在那里，他继续深入研究电解质的导电性。
埃德伦德非常器重阿累尼乌斯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特别赞赏他那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他的工作予以全面支持和热心指导。在教授的帮助下，他的科学成果受到了普遍重视。1885年底，阿累尼乌斯获得瑞典科学院的一笔奖金，从而使他有了出国深造的条件。
1886年，他首先来到俄国，在里加工学院奥斯特瓦尔德的实验室里，完成了他们早已确定的合作计划。接着他去武尔茨堡，在电学家科尔劳什教授的实验室里，研究气体的导电性，还研究了作为溶剂的水，在电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阿累尼乌斯的学术水平提高很快。但他同时越发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他需要学习更多、更广泛的知识。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必须向更多的具有不同学术风格和特长的专家去求教。于是，在18871年他又去了格拉茨，在玻尔兹曼的实验室里工作。1888年初，他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同范霍夫合作，进行了一系列与电解质溶液冰点降低有关的测定。他们根据实验结果，计算了范霍夫关于稀溶液渗透压公式中的等渗系数之值以及电离度等数据，并以电离理论加以解释。这种合作使双方都得到启迪，感到收益巨大。此后，阿累尼乌斯赶到莱比锡，在奥斯特瓦尔德领导的物理化学研究所从事新的实验研究，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电离理
1888年夏天，阿累尼乌斯结束了对欧洲各国的周游，兴冲冲地返回自己的祖国。他热爱瑞典，渴望长期工作在家乡的土地上。然而现实又令他失望，在国内，他的科学成就仍然得不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就连一贯支持他的埃德伦德老教授，不久也与世长辞。他想回乌普萨拉，但由于克莱夫教授的反对，乌普萨拉大学连一个化学助教的职位也不能给他安排，他只好去给生理学家汉马尔斯腾教授当助手。直到1891年，在奥斯特瓦尔德的推荐下，阿累尼乌斯收到了德国吉森大学聘他为物理化学教授的邀请。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人们前来挽留他。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阿累尼乌斯毅然谢绝了这一聘任，宁愿留在斯德哥尔摩工学院任物理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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