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传》：
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可见孙权并未趁人之危以报复，而是谦恭地“令诸葛瑾报”，派“和事老”再一次表达了“更寻盟好”的姿态。照常理说，这正是恢复执行“联孙拒曹”战略的良机。事情却再一次逆转，而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孙权没有计较赵云“截江夺斗”等以往的老账，为了“更寻盟好”，有了大动作。《关羽传》：
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
此事责任也不全在关羽，刘备本人当初对联姻之事以决绝收场，对关羽影响极大，如果同意将女儿许配孙权之子，无异与刘备步调不一致也。当然，关羽也可婉拒而不“辱骂其使”，但就关羽之性格而言，如此辱骂使节，乃是必然的。
关羽对孙权之态度基本上与刘备保持一致，比较粗鲁专横，刘备也不可能劝阻。刘、关二人，一为蜀汉政权领袖，一为与东吴唇齿相依的、荆州地区(后来应是狭义的荆州)实际统治者，对两桩婚事都以交恶结束，蜀汉与东吴之友好自然难以实现。“进妹固好”失败了，“更寻盟好”又成为泡影，孙权在痛苦中反思，结果听信了吕蒙的计谋，开始麻痹关羽，最后将其消灭。站在东吴统治者孙权的立场思考，似乎也可理解。
关羽的被害，对刘备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成为莫大的仇恨，而且企图立刻报复，不冷静至极。本来把曹操作为主要的敌人，随着形势的变化，把孙权作为主要的敌人了。“联孙拒曹”的战略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于是倾力沿江东进，在战术上又屡犯错误，被东吴名将陆逊所击溃，羞愧交集，病死于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虽并未明确反省执行“联孙拒曹”战略有始而无终之错误，却也未将错误与失败之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仍不愧为大丈夫。
白帝城
应该如何对待刘备、关羽？孙权可谓煞费苦心，两次派遣友好使者都是通过深思熟虑而决定的人选，都选中了颇有资历的诸葛瑾，此人正是刘备阵营中第二位人物，亦即坚决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的兄长。按理说，诸葛瑾乃是最佳人选，他的出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事实并非如此，是否诸葛亮已改变他原定的战略呢？
正因为刘备的入川，既有一批得力的文臣武将，对方刘璋也是汉室宗亲，刘备既是中山靖王之后，占了一定便宜，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刘备对诸葛亮的依赖因此也逐步递减。《诸葛亮传》中有巨大空白，一开始与关羽共守荆州，后即随刘备西征，仅说平定成都之后，“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如此而已。对魏之曹操、吴之孙权有何交涉？有何战事？有何联系？均未涉及。被作为一名大管家使用矣！
刘备自信过甚，关羽水淹曹操七军，“威震华夏”，刘备很可能认为无论“拒曹”或“灭曹”均无“联孙”之必要，凭自身实力即能办到。因此，当初他之有诸葛亮“如鱼得水”之感觉亦已不复存在，即使诸葛亮再次强调“联孙拒曹”，刘备亦当作耳边风矣！
《魏略》：
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
此乃诸葛亮曾被刘备冷处理多年之铁证，当然“联孙拒曹”的战略同时也被冷处理多年，并进一步演变为与孙权不共戴天之局面。诸葛亮是否曾竭力劝阻刘备东征？固无明确记载，但《法正传》载明：
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章武二年(222)，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诸葛亮为群臣之首，又一向主张“联孙拒曹”，断乎不可能袖手旁观，应该一再进行谏劝才符合他的立场、品德。可见在刘备称王、称帝前后，诸葛亮对刘备的发言权已经远不及从刘璋手下投奔来的法正矣！
种种迹象表明诸葛亮始终坚持“联孙拒曹”战略，对于荆州问题，固然亦未明确表态，希望同时拥有益州、荆州，已有蛛丝马迹可寻，然如果荆州问题解决不妥，无法“联孙”时，诸葛亮仍将忍痛作出让步而保持“联孙”局面。曹操进驻汉中时，刘备归还荆州予孙权，主要为形势所迫，亦不能排除诸葛亮起了一定作用。
刘备病危，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恢复了对诸葛亮的信任，也可能反映出他内心对于“联孙拒曹”的重新认识，感到未能认真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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