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心灵——《达尔文》

了他，这是他日后诸多意味深长的行为中的一个。
达尔文成为进化论者以及得出自然选择理论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我们没有足够重视的是他如何小心地隐藏它们以及由此导致的双重生活。进化论所蕴含的一切颠覆意义达尔文都心知肚明，在他的笔记本中，人类的精神、道德甚至对上帝的信仰本身都只是大脑的机能。这与格兰特的激烈言辞没有什么区别，地质学会的保守权威们对格兰特大肆攻击，而达尔文端坐其间、静默不语。这是达尔文思想最激进的阶段，同时他隐藏自己最深，智识生活与自己命定的生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他注视着可见的真理，艰难地咀嚼着不可言说的秘密。达尔文病了，在接下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他从未远离病榻。雅典娜俱乐部、皇家学会为他敞开大门，上流社会的社交聚会发出邀请，但这些都没能使他留在伦敦。1842年秋达尔文举家迁到唐村，开始他隐秘的乡绅生活。宅第旁边的路被挖低了，高墙围拢起来，书房窗户上还安装了一面镜子——达尔文监视着每一位访客的到来。“一个焦虑的人”，这是两位传记作者给出的精确定位。与之前的研究者不同，他们致力于“提出棘手的问题，查明私利和动机，将一名科学家刻画为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描绘一个与社会改革带来的狂风巨浪格斗的人。”只不过这种格斗发于内心，也止于内心。
在达尔文十余年后开始着手写作《物种起源》时，他曾感叹道：“自然的作品如此笨拙、浪费、草率、低俗，残酷得令人恐惧，关于这些作品，魔鬼的牧师会写出一本怎样的书啊！”他无奈地自喻为“魔鬼的牧师”，说到自己持有进化论时就像“供认一桩谋杀罪”一样。可实际上当《物种起源》终于问世之时，进化这个原本散发着街巷暴民以及无神论者气息的基本观念已经不再是颗炸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期，自由主义已经站稳了脚跟，“进化”也染上了“进步”的合法与乐观色彩。不同的阶层在拉马克、钱伯斯以及达尔文的一堆进化论混杂物中翻翻拣拣、各取所需，只要解释得合适，“进化”甚至能得到教会的支持。但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尤其是自然选择机制）的真正理解和接受要再等八十年——偶然性、随机性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语汇，对进步图景的排斥也有悖于流行的时代精神。
达尔文值得我们一读再读，这是英国留给整个人类的遗产。达尔文内心的冲突和磨砺是维多利亚时代各种观念碰撞的反映，不仅如此，他的疑虑、矛盾和痛苦又何尝不是如影随形，至今仍流连在我们身边？

书名：达尔文（Darwin）
作者：阿德里安•德斯蒙德和詹姆斯•穆尔（Adrian Desmond &James Moore）
出版社：诺顿公司（W.W.Norton & Company）
出版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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