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长曲钦岳

发起者是曲钦岳和浙大校长路甬祥，这两所大学历史都很悠久，办学水平都不差，但七五却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行列，因而大有“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感。路甬祥校长是中央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领导与中央委员研修班”，曲钦岳赴京，就是与他商量，共同采取行动，争取国家计委，教委的支持，并致信李鹏总理，要求在八五期间在高教领域继续建设“重中之重。”

　　曲钦岳带着秘书，首先找到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签名，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正在莫斯科访问。签完名，曲钦岳说：“王书记，今天我要向你开口，借车一用了。”原来曲钦岳住入北大芍园后，王学珍书记就几次要将吴校长的车借予他用，曲钦岳不想过于叨扰兄弟院校，婉言谢绝了。但今日要将信件署名后转送国务院，他就毫不客气地“借车一用”了。

　　驱车至清华园，又至海淀路，清华校长张孝文和人大副校长黄达都署上自己的名字。车过北太平庄，找到北师大校长方福康教授，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方校长与曲钦岳熟识，接到曲的电话，即已安排了中午的便餐，但曲钦岳接过信纸，起身告辞：“老方，不用了，我还得赶路!”方校长一把拖住：“你到哪总得吃饭吧?咱俩还客气什么?”曲钦岳诚恳地说：“我要赶往中央党校找老路，中饭就让他请客了。”

　　在中央党校食堂找到浙大校长路甬祥，曲钦岳辟头一句就说：“老路，给总理的信打好了，你得签字，还得管我们中饭。”中饭是在中央党校大食堂吃的，路校长借了四个搪瓷碗两副筷，并在窗口排队给曲钦岳和他的秘书每人打了一份饭、一份菜：青菜底加上两个“狮子头”。熙熙攘攘的饭厅中，相邻用餐的都是高中级干部，其中有当时的四川省长张皓若、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

　　离开中央党校时，曲钦岳为半日驱车过五校(含中央党校)的高效率而颇感自豪，特地问其秘书：“这顿饭你感觉如何?”秘书回答：“经济，特别，令人难忘……”

　　六校长署名的信当日下午即送至国务院办公厅。晚饭后，曲钦岳主动提出：“今天晚上要好好轻松一下，你看咱们是否到黄庄看场电影?”电影有两场，看完已是十一点多了，

公交车均已停行，又是曲钦岳提议：“月色正好，不如步行去北大芍园!”

强化“争第一”的意识

意识，更多的，则是由于责任感、使命感，曲钦岳自担任校长之后，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改变南大的现状，如何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并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他提出“要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他主张“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若取法乎中，则弄得不好，可能得其“下”。

，尤其在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根据国际上几种权威学术论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分析排序的“高校学术榜”中，南京大学排名甚前。从1989年起，南大一直是“四强”之一。90年代初李岚清副总理到南大检查工作，曾经风趣地对曲钦岳等说：“你们是中国大学的‘四大名旦’之一啊。”

　　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论文首次超过200篇，居国内高校第一(未统计香港、台湾、澳门的大学)，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这一项指标上，也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业绩。

　　《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这是近百年来好几代南大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梦想，也是曲钦岳任校长十多年来不倦奋斗、魂牵梦萦的理想。在专家预审会上，曲钦岳说了一段既充满自信又不失清醒的话：

　　“任重而道远，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认为，事在人为，我们必须跨越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高度，我们也有可能跨越这一高度!”

　　1997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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