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梦着科学的梦

在热恋的人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虽说爱情的滋味各不相同，但也许是因为爱久弥深的缘故，爱情总使每个陷身其间的人像置身梦里。即使爱过的回忆，仍令其回味无穷。生活中也有另一类人，虽不在恋爱着，但却为着某个信念而穷毕生去追求，其思想言行就像恋爱中人。也正因此，即使时过境迁仍为我们留下许多启示。其实，不管是恋爱着的或不恋爱着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拥有一个梦，有一个鲜活的梦。而后者的梦要更专重而持久些，甚至有时他们就是为一个梦而活着，因为他们信之更深，爱得更切，因为这个梦多半是为着一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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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一位在20世纪的前半叶做着梦的中国人，他的梦在旁人看来或许不见得有多伟大，就算在他自己看来也不见得有何等伟大，然而在今天想来，他的梦却犹为重要。这不仅仅在于那个梦是科学救国之梦，更在于那个梦是一个新时代的梦。

名人多有罗曼蒂克情结，也难怪，做梦是艺术家的气质之一，也正是他们的长处之一。毕加索在画着自己的梦，如果没有梦，相信他的画就不再会有什么特别，而不理解这个，就不会理解他的画，或者说他的艺术。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在一贯以严谨理性为原则的科学界，一点也不缺少这种气质。在那里梦一点都不缺，信仰科学的人们的血管里仿佛先天地流淌着浪漫之血。虽然爱做梦容易被人扣帽子，而有一个梦却不是什么坏事，尝有训讲：没有梦想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人类的多少发明创造不就是来源于最初的一点点梦想吗？爱因斯坦做出了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而这不过是他大统一之梦的一部分，这位伟人几乎一生为这个梦而追索。这似乎表明做梦不能成就一番事业，但不做梦肯定成就不了一番事业。
在我的眼里，任鸿隽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与科学恋爱一生、为之做梦一生的人。掀开尘封历史的一隅，我们发现了任鸿隽，他是一位在20世纪的前半叶做着梦的中国人，他的梦在旁人看来或许不见得有多伟大，就算在他自己看来也不见得有何等伟大，然而在今天想来，他的梦却犹为重要。这不仅仅在于那个梦是科学救国之梦，更在于那个梦是一个新时代的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梦，这曾经是那些王侯将相的专利，而当封闭难以为继，割据一再打破，时代之梦就不再局限于城堡国邦。19世纪至20世纪，工业之梦挟裹着科学席卷过欧洲大陆，把那里的世袭君主们的王朝之梦冲得粉碎。而生于19世纪末的任鸿隽，自1907年考入上海结识胡适，留学扶桑，入同盟会而随孙中山先生，直至因不满袁世凯窃国欺世留学美国，仍徘徊在自己的寻梦之旅上。1913年来到美国康内尔大学后，他看到了其置身时代的强音——科学的力量，开始认识到：“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与科学之恋爱自此生根，而看到自己的祖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想把科学这个东西介绍到中国来，并设法使它开花结果”就成了他的梦，梦开始在他的心灵里疯长起来。他开始播撒这个梦，呼召国人追随科学。
然而科学，尤其是具体科学，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并不至于多么陌生。而在20世纪前半叶，仅仅是“科学”一词，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也不见得晓得。
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战事频仍、民族生死存亡之紧要关头。彼时国人每天并不似我辈谈发展谈改革，而是空着肚皮争取独立。用现时时髦话来讲就是，民族任务决定着彼时的语境是救国，是驱外，是民族独立解放。先进人士们找到了爱国、民主、科学，以之唤醒雄狮，使之成为武器。但其实科学并未取得多少话语权，虽不能说处于边缘，但肯定不在中心。然而就是这位任先生，不管不顾地做起了一个梦——科学救国之梦——几乎是1450年后西方之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他说：“所谓科学者……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而得结果之总和” ，“欲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介绍整个科学。”而在那个语境下，可想而知，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力扛起了这样一竿大旗的。有后人评价说，翻开中国的近代科学史，几乎在1949年前的50年里的每一件重大的科学事件中，都会发现任鸿隽这个名字。
而任鸿隽50年前的所言所行，的确令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比之现代科学团体和科普杂志，他1915年就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这是1949年前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刊物；比之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他1914年留学康内尔时就发起“科学救国”运动，1936年就呼吁“科学是立国的根本”；比之现在倡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他1916年就发表了《科学精神论》，1939年就强调以科学教育“普及科学精神、方法和知识”；比之当前兴起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他几十年前的专门论述，诸如《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工业》、《科学与近世文化》、《科学与教育》等文章，林林总总可以列出长长的目录。应当说，任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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