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爱因斯坦_科普之友

时与她的两个女儿一起住在柏林（而爱氏住在瑞士）。两人童年时就相识，但恋情始于1912年，此前1909年爱氏与妻子关系就搞僵了，据说原因是妻子脾气大，并怀疑爱氏有外遇。爱氏与Elsa两人可算相知相爱，“她不仅承接了爱因斯坦的恋人和他非常需要的红颜知己的角色，而且还成了躲避与Mileva一起过那种会使人心力交瘁的生活的避难所。”（35页）不过，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曾有一段爱氏感觉到两人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决定中止通信。但是只坚持了一年，又重新开始了通信。

爱氏非常想到柏林看望自己的情人，并希望能够经常见面，但是，“不幸的是，我在柏林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小，当我理智地思考这件事时，我必须承认这一点。”（423页）他没有想到，几年后他能够非常荣光地迁居柏林。

爱氏向Elsa透露自己仿佛戴着镣铐，身受双重痛苦。“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只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也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的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只因为不拥有而痛苦。”（426页）

科学与恋情，两者是什么关系？按照古典理论，它们没有关系，而事实上人们容易理解两者是有关联的。爱氏曾讲，“我对科学的爱会如此执著旺盛，因为这种爱使我在泪水的苦海中无怨无悲地升华起来，进入了宁静的天堂。”（542页）科学与儿女恋情有时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爱氏称之为“重锤”与“小提琴”的关系：“现在我还必须写一篇争论性的文章，因为我绝大多数杰出的同行们拒绝接受我的观点。所以我就没有足够的那份平静心态来和你闲聊了，就像拿重锤的人干活之后，不能马上演奏小提琴一样。但这并没有削弱我盼望与我亲爱的Elsa在一起的急切心情。在你的陪伴之下，我可以卸下重负，与你叙谈，与你一起漫步在柏林近郊的那一片亲切的老林之中。”（553页）1914年的一封信还透露，爱氏为了去会情人，瞒过老婆不讲，竟然想不去开巴黎的数学哲学会议。“为了品味这一段美好时光，巴黎的大会我可能就不参加了。就可以和你尽情地散步。”（554页）“如果我不去巴黎，而从莱顿直接去柏林，你的恼怒就可以平息下来。所以我就准备那样办了。我将在4月1日前后到达柏林——感谢上帝——我将在那里单独过14天。”（555页）为什么说“单独”呢？因为爱氏的小儿子患了哮喘、中耳炎、流行感冒等，医生建议到南方住些日子，“这倒有其好的一面，因为这样Miza（指Mileva）必须陪孩子去，而我就可以单独在柏林过一段时间。”（554页）对于“医生吩咐我的那位必须陪孩子去洛迦诺进行康复疗养”，爱氏“感到无比快乐”。（555页）对于这些言行，现代人自然容易理解，但一般来说，人们不希望主人公是爱因斯坦。

有人说，情人是最亲近的人，胜过亲戚、朋友、法定配偶、师长等等，情人间可以讲与其他人永远说不出口的话，倾诉向其他人永远不可能直接道出的感受。爱因斯坦与情人Elsa的信件就透露了许多珍贵的信息，兹举两例。

爱因斯坦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拘小节的人物，致Elsa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一点。“在来信中你竟然敢于给我以医疗方面的说教？神气十足地像一位一贯正确的医生那样，要我雨天游泳，晴天跑步？如果我能够以轻轻的一吻或其他亲昵的表示作补偿的话，那么我真要好好地戏弄你一通。我已下定决心，若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尽量少用医疗手段。在此之前将按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我日常的生活是：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了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少散步了，不幸的是睡眠也无规律，如此等等。”（505页）

1913年爱氏致Elsa，谈及对居里夫人母女的印象：“Curie夫人颇具才智，不过她感情冷淡，像一条鱼。我的意思是她缺乏所有悲喜的激情。她表达感情几乎只用一种方式，即斥责她所不喜欢的事物。她有一个女儿，情形更糟——倒像一位大兵。不过这女儿也很有天赋。”（503页）

提及这些，并非想有意贬低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这一卷的主译范岱年先生说得好，“我们不仅可以从这卷通信集看到爱因斯坦怎样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还可以了解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爱因斯坦的确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大人物，但他不是神，他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

他是圣人，也是俗人。

爱因斯坦与第一任妻子Mileva的结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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