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古式文人——记科学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

从戈革先生的要求，有时不仅要删去火气过大的词语，甚至要删去阐释学术观点的段落。这常常使戈革先生气愤不已。
　　作为一位古风十足的文人，戈革先生爱惜自己的文字，一字之立，旬日踌躇，岂容他人染指，尤其不能容忍那些国文、物理和科学史水平均远不及己的编辑胡乱删改。戈革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愿，出版一部自选集，把被删掉的文字再恢复过来。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学术的一个总结。1999年，戈革先生终于自费出版了《史情室文帚》，可是这心愿完成得很不圆满。戈革先生再三要求校对包括图片在内的全部文稿，但是出版社却始终没有交付图片的清样，自行开印并装订成书，图片次序严重错乱。这在要求不高的人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不能容忍的错误。但是对于一个一生追求完美的人，则如梗在喉，如刺在背，羞于赠人。无奈，戈革先生在香港一家出版社把这部书重新出了一遍，并增添了几篇文章。这次出版的费用来自他兄嫂的遗赠。可惜，港版的印刷又不够清晰，我甚至怀疑出版商没有出激光片，用硫酸纸制的版，这未免太不严肃了。曾有位老师对我说：学者以学问说话，文人以文章说话。信然。出自选集不啻为中国文人学者在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之外的第三件人生大事。然而戈革先生穷半生心血的文字竟然要兄嫂的遗赠才能这样勉强出版，真是令人心酸。戈革先生命里多难，已经出版的十卷玻尔集先后换了几家出版社，第十一卷至今还没有落实，他一直盼望的能够同时出齐全部十一卷玻尔集的出版社，更是渺无踪影。至于他自己的文集，怕已经不能再出了吧？
　　戈革先生恪守君子的道德，在坚持自己的权利上不肯让步。曾有电视台准备请戈革先生出镜。戈革先生认为：你占用了我的时间，利用了我的智慧，所以应该向我付费。这使得到处被宠的电视台编导大感意外，觉得遇到了外星人。戈革先生也同样尊重他人的权益，不管那人是谁。他曾专门给我打电话，问港版《史情室文帚》是否可以将我的一篇被他称赞的文章收入作为附录。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荣幸之致。戈革先生做翻译，不但要求出版社购买书的版权，还要求出版社按照国际惯例逐一购买书中图片的使用权。为此也与某些出版社有过纠纷。

　　说戈革先生古味十足，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情，也因为他的才气。戈革先生对于诗、书、画、印等中国古文人曲不离口的技艺都有很深的功力。在《史情室文帚》中，有戈革先生赠送玻尔家夏屋的一幅画，可见其诗、书、画。戈革先生也曾认真地请我看一首诗，手抄，A4纸复印。可惜我不懂诗，不敢说不好，也不敢说好——言不由衷，是为阿谀，小人也，必为戈革先生所鄙夷。只将那页诗稿好好收藏。同样爱好古文人基本功的江晓原曾亲口对我说，今人所写的旧体诗，他最欣赏的是戈革先生。如今，戈革先生的旧体诗稿正在江晓原主持的网站“上海交大科学·历史·文化频道”上逐渐刊出。
　　戈革先生酷爱治印，自称平生刻石上万。这又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许多人都知道戈革先生曾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但其实我与戈革先生最早的往来是因为他的篆刻。当时我在一家行业报主持副刊，做文摘版时转载了于光远先生的文章《佛眼通》，佛眼通是某些大师给于老封的尊号，戈革先生便专为于老治了一方闲章“佛眼通”，也被我一同转载了。我辗转打听到了戈革先生的地址，寄去了样报和稿费，并附了一封表示仰慕的短信，只是信末署的是我做责任编辑用的笔名。戈革先生当然不知那人便是田松。后来也曾经见过于光远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一个短文集，百十个字的短文，每一篇都配有戈革先生特制的篆刻。
　　戈革先生最让我震惊的是“金庸小说人物印谱”。金庸小说中的全部人物，几乎所有人都有至少一方印，加上题名在内，共计一千五百余印。不但有“潭婆”，竟还有“小娟”，不但有“虚竹”“天山飘渺峰灵鹫宫主”，竟还有“梦郎”。一章一章地刻下来，历时一年有余方大功告成，而此时老先生已年跨古稀。其印谱同样令人惊叹。戈革先生一共制作了三部原印印谱，用白卡纸逐一打好线格，将宣纸上的印章剪下，粘贴在格子里，下面用钢笔写上印文，有的还附有小注。比如，《天龙八部》中“慧净”印旁注有一行小字：“他捉到一只‘冰蚕’”。有趣！整部印谱包括目录在内，近四百页。其工作量之大，非酷爱金庸者不得为。我与戈革先生初识之时，曾有心求印一二，但又不忍劳烦老先生，终究没有开口。戈革先生去年因为工作过度，视网膜脱落，如今已经封刀。戈革之印不复加增矣！
　　最近，看到戈革先生自述治印逸事，方知钱锺书先生的常用的几枚名章，亦出自戈革之手。
　　作为一位北京及清华的物理专业毕业生，而有如此深厚的国学功底，不要说今天已经绝无仅有，就是在他的同辈中，也是凤毛麟角。一个现代学者，骨子里是位古典文人。

　　在港版《史情室文帚》新增的几篇文章中，便有《神童不一定像老头——致田松先生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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