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但我知道了其中的操作步骤。”赵某说，他发现“肾源中介”有利可图，于是在2009年7月与一起租住房屋的小强尝试一把。
“‘肾源中介’就是给想要卖自己肾的人和需要肾脏的患者牵线搭桥，促成他们完成肾脏的摘除和移植。”赵某说，他和小强之间的分工是，小强负责找“供体”，就是找想要卖自己肾脏的人，并将他们联系到郑州来；他主要负责“养人”，就是租一套房子，给想要卖肾的人提供食宿，同时也在网上QQ群里发布这些要卖肾的人的配型数据，联系需要换肾的患者。
赵某说，找到“供体”后，他要先当面看一下这个人的情况，比如看看身高、体重、长相，问问此人找过别的卖肾中介没有，是否自愿出卖自己的肾脏等，然后再带其进行体检。如果一切正常，就带其作配型，然后将配型数据发到网上。
“需要换肾的患者对提供肾源者的基本情况很在意，身高不能低于1.70米，个子矮了肾脏小，长相还得差不多，体检就是看其身体是否有毛病，如果有毛病，哪怕是小毛病，我们也会拒绝，不然会带来麻烦。只有符合我们条件的人，我们才会将他‘养’起来，供患者选用。”赵某说。
假证明为卖肾提供便利
据赵某交代，卖肾者要与患者进行肾脏移植手术，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明等材料，以证明做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与被摘除肾脏的人有亲属关系，所以这些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为琪琪提供肾源的王某，也是通过多个假证明，才把肾卖给琪琪的。
王某说，2009年6月，他在上网时，与赵某取得了联系，得知卖一个肾可以拿4万元，还有红包，就是营养费和医药费之类。
王某来郑州时，是小强去车站把他接到赵某的租住地。没过多久，王某就与李某见面了，李某说：“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病人得了尿毒症，需要换肾，做这种手术也没有什么风险，对人体又没有什么坏处。”
在李某的牵线下，王某见到了琪琪的父母。他们对王某说：“人少一个肾不影响身体，你如果肯做这个手术救我们的女儿，我们以后对你就像对亲儿子一样，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们。如果你同意，就以琪琪的亲兄弟出现，我们负责给你提供证明材料。”
王某表示同意后，琪琪父母把家庭成员向其介绍了一遍，要求他全部记住。在医院等单位的询问中，王某均以琪琪的亲属出现。
手术后，王某偶然获悉，琪琪家共支付了买肾款11.5万元，而自己只得到了4万元。王某越想心里越不平衡，于是向公安机关举报了李某等人非法买卖肾脏的行为。
至此，该案才浮出水面。
人体器官供求存在“大市场”
“此案暴露出人体器官交易异常隐蔽。”办案人员介绍说，从事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中介”，在募集“供体”、组织“养人”、查找配型等环节，借助网络即时通讯联络，交易手段异常隐蔽，一些急于卖肾的人，主动通过QQ和电话号码与其联络，投靠“中介”，甘当“供体”。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非法买卖人体器官从寻找供体、受体到器官成功移植，经历程序相对复杂，需要医院、公证、公安等单位众多人员的参与和介入，才能确保人体器官成功交易。
“今年5月1日，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入刑。但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一词的理解存有差异，这也是对‘肾源中介’刑事追责难的一个原因。”一名办案人员说，如果将“组织”限定在“招募”、“管理”他人出卖人体器官，并以此作为立案和取证标准，对偶犯就很难依照这项罪名进行立案查处；其次，对“组织”的理解是否意味着要多人、多次犯罪方可依据此条立案，如果发现单起单人的行为是否又会按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来定罪？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这名办案人员建议，应尽快出台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二百三十四条的司法解释，以避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理解不同造成执法标准不一。
事实上，在肾脏移植手术中，医院是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医院对“肾源中介”的存在是否知情呢？
面对《法制日报》记者的疑问，郑州市一名不愿具名的医护人员说：“看着那些躺在病床上等待肾源的人，谁心里都不会好受。为了延续那些急需器官移植患者的生命，只要手续齐全，医生也不愿去说穿。”
“人体器官移植背后，涉及捐献体系、伦理、人情、经济等方面更多的问题。”这名医护人员说，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供体”与“受体”的比例为1比100。我国每年约100万名患者需要肾移植，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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