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突变。
不论如何，两名科学家对病毒作改造的实验都证实了一点：H5N1在人类之间肆虐，并非全然不可能。
河冈义裕与富希耶分别把论文投给了《自然》与《科学》杂志，随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政府官员们忧心科研成果会被恐怖分子用来研发生化武器；媒体则联想到了经典惊悚电影《生化危机》。这一成果似乎太过惊世骇俗，以致于科学家们不久之后自愿暂停了相关实验。用管轶的话说，“进行充分的讨论，取利弊两方面”。事实上，光在两篇论文应不应该在杂志上公开全文发表这一点上，学者们、提供资金的公共卫生官员与世界卫生组织等方面，就吵了近半年。
管轶还记得，听到师兄河冈义裕与老友富希耶把病毒改装到能在空气中传播的消息时，正是去年春节，他已回到了江西老家，等着过一个好年。
在又一个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管轶在40位流感专家呼吁重启对H5N1病毒感染研究的公开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间是全球流感研究者整整一年的挣扎、讨论与游说。
“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是在对抗微生物过程中丧失的时间”
“我能告诉你的是，直到最后时刻，科学家们还在对公开信中的用词争执不休，一些人依然要求对某些措辞进行修改，”快人快语的管轶告诉记者，“现在讲所有科学家观点一致，那是在撒谎。”
但科学家至少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继续推进这项令卫生官员如临大敌的研究。
在那封管轶与其他39名学者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中，他们这样写道：
“由于当初自愿暂停实验的目的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在其余国家也即将有结果，我们宣布终结在禽流感传播领域研究的暂停。……我们非常明白，与任何传染性病原体研究工作一样，这项研究并非没有风险。但是，由于自然界中仍存在H5N1型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间传染的风险，这项工作带来的益处将超过其本身的风险”。
尽管学者们最后字斟句酌地表达出较为一致的支持研究立场，反对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停过。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安全中心的主任坦言：“其中的风险非同一般”。
出于这种担心，NSABB的官员一度建议《科学》杂志删除富希耶论文中的部分内容，而河冈义裕发表的论文中，缺少了一些关键步骤，以防有人依样画葫芦。还有学者担忧，对这项研究的公共论证尚不充分，重启决定没有尊重公众的知情同意权。一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行政官员描述说，事情的发展“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分化了学术界”。
忧心忡忡的美国当局，看上去仍在踌躇，但荷兰教授富希耶不愿再等待了。
“如果美国在去年11月召开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会议上跟我们说一声，再等等，等上3个月，我们也许会等的。但我们什么答复也没得着。”他说，“也许还需要再等上一年，两年，三年……问题是，现在很多国家可以做这项研究，难道大家都要等着美国答应吗？凭什么呢？”
富希耶相信，哪怕这些与政策、伦理相关的争论越来越重要，它们也没有理由成为妨碍科学发展的理由。
在全程见证H5N1病毒十几年发展历程的管轶眼中，研究者们真正着急的事情，不是与反对者的针锋相对，而是与病毒斗争的争分夺秒：自1996年从华南开始，无论人们多努力去控制这种病毒的传播，随着候鸟在全球的迁徙与飞行，病毒的传播范围始终越来越广，且其本身还在不断进化——朝着更容易向人类传染的方向演变。
当人类的研究陷入停顿和争论的时候，病毒还一刻不停地在禽类身上进化着。
病毒学家管轶能想到的，还有更令人恐惧的某种可能性：如果连专家都不去做研究，那还有谁了解病毒正在怎样变化？届时万一病毒演变出了能在人群之间传播的特性，人们该怎样应对这种致死率过半的病毒？
正如富希耶对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是在对抗微生物过程中丧失的时间。而不断的变化与工作，是我们最好的防御手段。”
“它传播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你还不想做吗？”
尽管在公开信上签了名，管轶自己也不敢进行如此冒险的研究。他所在的港大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有着东南亚多个国家的禽流感病毒样本，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确定的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
事实上，港大的这个生物实验室，也许是国内唯一一个符合科学家们在公开信中要求的，能够做H5N1病毒对哺乳动物传播实验的“强化型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数十年来，从未有任何病毒从这里泄露出去。
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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