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我看李政道与杨振宁之争

它是从我个人的回忆里找出来的。……这不是那种能让大家共享的回忆录模板”，却又直率地说“他（指杨振宁）对所发生事件的叙述和事实上（衍字，原文如此）很不相同”。（原文是英文，译文根据季承等在2003年4月编印的复印本《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资料集，264页）。这样，在李杨终止合作（1962年）后20年，两人的冲突终于从微妙到直接，从无声到有声，从私下到公开，那样地爆发出来了。
　　这爆发部分释放了过去20年逐渐累积起来的压力，在此后20年，冲突则转以其他形式出现，最明显的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台湾是否应该通过“中央研究院”参加美国高能粒子对撞机（SSC）计划的争论。李政道力主参加，杨振宁强烈反对，各有理据，也各自动员了不少力量，正方如李在“中研院”担任副院长的兄长李崇道，反方如李远哲、丁肇中、江才健等，最后结果则是反方胜利。这事件可以视为广州会议上中国对撞机建议的扩大版，但结果刚好相反。不过，以事后诸葛的眼光看，争论意义不大，因为最终美国自己也同样否定了计划。
　　然后，在2002年，即李杨分手之后整整40年，江才健的这本传记初次面世。它没有回避李杨之争，对将近半个世纪之前那个大发现的历史，采取了杨的说法，只是比1983年《杨振宁论文选集》的“题记”和“注释”更为全面和详细。这无可避免再次触动了极为敏感的神经。比诸1986年那篇语调客气、略带伤感，而姗姗来迟的文章，李先生这一次的反应猛烈、迅速，牵连广泛得多。在短短半年后即2003年4月3日，他接受北京《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的访问，直斥“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宣称“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见前引季承等的“解谜”资料集，10-11页）。这篇访谈事实上是对两人合作与分手历史的一个整体回顾，它不仅谈到弱作用的宇称不守恒定律之发现，更牵涉到他们的恩师吴大猷和费米，乃至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甚至对杨振宁最重要（而与李政道无关）的物理学贡献即规范场理论，也作了令人惊讶的评论。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骑士交锋，此时上升为全面战争了。这个长篇访问连同多篇相关文献，由季承、柳怀祖、滕丽等人编成资料集，随即以复印本形式发行，在2004年更分别由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在许多朋友的劝阻下，杨先生没有对这篇访问和相关出版作响应。但去年季承又出版了《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其中有大量涉及杨振宁的情节和评论。这样，杨先生终于也无法再保持缄默，被迫于同年三四月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和北京《中华读书报》上同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用大量文献资料来驳斥和澄清那两本书中的若干说法。对一般人来说，这篇以胪列和分析细节为主的文章恐怕意义不大，但对未来的科学史家而言，则无疑会成为研究这个大争论的重要根据之一。
　　杨李失和大致是从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那篇描述李杨合作的《纽约客》文章开始的，那已经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文章中风华正茂的那两位年青才俊，如今都已年登耄耋。可是，当年似乎极其细微的裂痕却并没有随着岁月推移而弥合，反而是一再由于各种原因而扩大、恶化，乃至发展成全面冲突。这令许多人深感惋惜和大惑不解。其实，这在科学史上不足为奇，牛顿和莱布尼兹对微积分学的发明权之争就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它以发明权之争为核心，但无可避免地牵涉了许多其他问题（例如莱布尼兹某篇文章的原创性），也卷入了英国与欧陆两大阵营的几乎所有重要数理科学家，而其核心问题的是非曲直，是直到两三百年之后亦即上世纪才有定论的。贺尔（A. Rupert Hall）在此问题上的专书以《争战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at War）为标题，真是再恰当没有了！
　　虽然李杨之争在规模与复杂性上远远不能够与那场大战相比，其旷日持久却不遑多让，甚或过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牛顿与莱布尼兹两人最初相识的时候是很友善，可谓惺惺相惜；1684年莱布尼兹发表微积分学的奠基性论文，牛顿也没有任何被“抢先”的不愉快反应。但此后十多年两人之间虽然能够保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却由于各种非常复杂原因，包括学说上的分歧、出版上的竞争、门人间的冲突和煽动，等等，而出现了微妙和不断扩大的裂痕，直至25年之后（1710年）它终于无可压制地爆发为全面“战争”。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无论两人当初关系如何，个人品格、意愿如何，最终的猛烈冲突似乎都不可避免，那可能是两个巨人相遇的必然后果。李杨之争是否亦可作如是观呢？我不敢说，我想他们两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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