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国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在此背景下，当时的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在钱三强的力荐之下，年仅35岁、当时还只是原子能所一个实验室的副主任、科技界“中”字辈的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很快就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技方面的总负责人。
接到这个消息，朱光亚激动万分。实际上，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在回国后的短短一年内，当他还只是北大物理系一名副教授时，就出版了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中国当时系统论述核武器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
朱光亚的到来，很快使核武器所的工作有了起色。从最基本的理论学习、实验准备工作，到规范科研管理、建立团队精神，再到最终组织起一支像模像样的研发队伍，核武器所一砖一瓦的建设，都有朱光亚的努力与付出。
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这些在当时就已很出名的科学家们，还有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都是在朱光亚的建议下加入进来，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的黄金阵容。
1962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出现了争论。9月，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他还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这一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
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原子弹的“两个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对此做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开始组织实施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都分别取得成功，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接着，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在《战略科学家朱光亚》一书中，朱光亚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生编年表上，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主持某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朱光亚曾回顾说。
战略科学家的眼光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核试验除了历经艰苦的科研攻关外，还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几个核大国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朱光亚在报告中建议说，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此后，在朱光亚的组织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地下核试验的成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时间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看到邓稼先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年，美国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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