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从清华走出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阴云便笼罩在欧洲的土地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下，无数国民为了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钱三强深深地怀念着远在大洋彼岸的祖国和身处战火中的人民和亲人。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当年同在清华求学的物理学界才女何泽慧结为夫妇。新婚后的第三天，钱三强就回到了实验室，继续领导他的科研小组。12月9日，钱三强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首次公布了“三分裂”的初步研究成果，后又公布了首次发现的“四分裂”径迹照片。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他“亨利•德巴维物理学”奖金，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此奖。1947年，钱三强被晋升为研究导师，科研工作如日中天。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在钱三强的自传《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发现》中，他这样写道。
　　当时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后，中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我们中国也应该研制原子弹。“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钱三强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回国。“我们国家很需要科学技术，我应该回去为国家服务。”
　　临行前，钱三强夫妇与相处了11年之久的导师伊莱娜夫妇道别。伊莱娜将放射性材料和多年研究获得的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夫妇，让他们带回国。虽然在常人看来这只是一块小小的放射源，但却为中国之后的核物理研究奠定了基础。
　　重回清华，建系计划受阻
　　1948年8月，钱三强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清华园，这时，他的身份已由一名普通学生变为了一名物理系教授。
　　“当时钱三强先生是系主任，他刚从法国回来，满口法文。”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郭奕玲回忆道。郭教授曾是钱三强的学生，上过他的普通物理课。“后来我们再和钱老说起这段往事，他还哈哈大笑，笑称自己不是个好老师。”回忆起这段师生情，郭教授的声音依然深情。
　　早在1947年2月1日，钱三强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曾郑重提出过成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的想法：联合北平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术力量，发展中国人自己的原子能科学。校长梅贻琦在回信中答复：“校中企孙、重衡(霍秉权)、培源诸先生极赞成。盖原子核之研究，实今日科学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国内尚少推进……故清华再筹得美金五十万作补充图书设备专款，时即决以五万元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
　　可当钱三强回国后，研究所却碍于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未能成立。在当时，包括清华在内的全国高校或研究机构都未能有设立专门的原子核物理学科，但钱三强从未放弃过这方面的努力。
　　四处奔波，广集物理人才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前期的创建工作，第二年着手筹建中国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钱三强牵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研究机构，后来的两弹一星工程中许多研究人员正是出于此。
　　在1999年中央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包括钱三强在内有王淦昌、彭桓武、于敏、周光召等7人都出自这个研究所。当时，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称原子能研究所)被称为“满门忠烈”。“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界，他的功劳最大”，王淦昌曾这样评价钱三强。
　　1958年，二机部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原子核工程建设全面展开，钱三强成为核武器研制规划的制定者之一。他将自己原子能研究所里的重量级科学家王淦昌、彭桓武、王承书、于敏、黄祖洽等人调过去担当重任。“知人善用，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这是彭桓武对钱三强的评价。在钱三强看中并举荐的人才中，包括邓稼先与朱光亚在内的许多人都成为了“两弹”功臣。
　　1964年、1967年，我国原子弹、氢弹先后爆炸成功，其间只隔了短短两年零八个月，比一般发达国家都要快，而当时的中国还依旧处于经济封锁时期。
　　对于钱三强在“两弹”工程中展现出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人们习惯称他为“中国核弹之父”甚至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但他本人更喜欢把自己称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一名“老兵”。
　　就是这样的清华走出来的优秀“老兵”，抱着“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报国梦，生动诠释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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