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它来导航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北斗星离人们很远，角度变化很小。此外，经过人们长期的观察，跟北斗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可以换算出来的。而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转动很快，观察计算起来很难。所以带着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动了很多脑筋。
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摸索清楚了。一颗卫星传递下来的信号，经过处理以后，与地球的圆面交叉以后，在地面上画个圆环。假设有两颗卫星，就画个圆环，两个圆环一定有两个交叉点，所以当你接到两个卫星的信号的时候，你一定在这两个交叉点的其中一个。假设你能接到三颗卫星的信号，那么第三颗星和这两颗星间又有一个交叉点，你所在那个交叉点一定是三颗星信号的交叉点。就这样，利用天上三四颗卫星传下来的无线信号和地面的关系，经过一些复杂的数学处理以后，就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但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卫星围绕着地球在动，你怎么样保证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四颗星呢？所以，光有四颗星是不够的，得围绕地球多打星。这样算来算去，得围绕地球做一个网，这个网里有24颗卫星。
这个理论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美国的GPS卫星导航系统围绕地球发射24颗卫星，就可以保证在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地区，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同时看到四颗星，可以满足导航定位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GPS开始发展的时候，你就有所接触了吗？
孙家栋：那个时候，中国刚刚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邓小平到美国访问，就向美国总统提出来采购两个大项目，一个是通讯卫星，一个是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后来，我第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美国去采购通讯卫星。代表团里还有中国科学院和广播电视部的同志。我们在美国停留40多天，和美国航天局的人接触，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GPS刚开始起步，他们给我们讲，GPS是要提供全球性服务的。事实上，GPS系统也是一步一步不断在调整和改进。一开始，GPS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军事服务，但是办成了以后，美国人就渐渐发现民用领域的作用特别大。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卫星发展过程有什么特点？导航卫星又是如何起步的？
孙家栋：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以后，我感觉国家对于航天事业的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归纳为四个字，就是发展“急用”和“实用”项目。当时，提出来先发展“尖兵”，也就是监控卫星。后来就开始研制返回式卫星。前者是信息传递，后者就是信息获取。在这个基础上，就开始搞通讯卫星，因为部队需要通讯。通讯卫星没上天以前，通讯就靠铁路边上的一排电线杆子。到了80年代初，就开始搞气象卫星。
80年代中期，有科学家开始反复探讨卫星导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以陈芳允为代表提出的双星定位理论。结合我们国家的特点，经济实力的情况，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科学家们在一块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得出的第一个意见是，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暂时还没有建设全球性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需求。其次，要结合国家的经济实力，得有个长远的规划。根据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要搞一个全球性的卫星系统，经济上难以承受。第三，那个时候的技术水平也难以保障，如果搞全球的导航定位，技术上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也认为，当时国家虽然没有全球性的需要，但从长远考虑，今后建立全球性的导航定位系统，对于本国经济发展一定是需要的。
中国新闻周刊：北斗系统现在开始推广民用，在应用方面，北斗系统面临什么挑战？
孙家栋：我们要给使用者树立信心，比如航天段的保证，不能说今天发六颗星，明天就坏三颗，那么谁还买你这个终端机？另外，地面管理等等也都是一套很复杂的系统，要对用户负责，出现问题要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与服务。此外，不能对军用和民用区别看待。在和平时期，民用其实更重要。
总之，一定要让用户觉得方便可靠。GPS在市场上有如此大的份额，你不可能把他都挤出去。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加强和美国GPS的联系，尽量做到互操作，同时不影响我们系统的独立自主。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用户机既可以接受GPS的信号，又能接受北斗的信号，两个信号可以同时综合使用，提高精度。如果GPS搞“小动作”，可以把它关闭掉，我们自己的北斗可以独立工作。这种芯片要靠我们自己开发，别人是不可能给你开发的。所以，这里头需要有很多技术力量，要靠我们自己。不过，我想，要开发个芯片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使用的所有终端设备，要特别强调国产化。假如到了2020年，北斗的产值是四五千个亿，而其中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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