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并成为这些研究机构和研究计划中的活跃力量。
《科学时报》：回顾地理学发展历史，您觉得还有什么特别值得强调的方面？
陆大道：有三点应特别强调，其一，几十年来，对地理学基础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是两方面。
黄秉维提出了水热平衡、化学元素地表迁移和生物地理群落等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方向。学术思想早于当前全球变化研究中逐渐获得共识的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和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引领了中国自然地理学至今几十年来的发展。按照这一思想，中国地理学建立了实验地理方向和诸多的试验站、观测站，使我国地理学的研究获得了基地的支撑。
吴传钧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指导了人文—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的方向。他将人地关系的思想完整地引入到地理学中，阐述了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其二，“以任务带学科”，是我国50多年来地理学取得蓬勃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
地理学家组织和参与完成了国家一系列关于我国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农业发展方面的重大调查研究任务，包括大规模的地区综合考察，综合自然区划，农业区划，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国土规划和发展研究等。在这个过程中，大大提高了地理学应用价值和科学水平，也是大量分支学科发展和形成的基本动力。相应的，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科学资料，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三，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特别是在决策应用方面的价值大大提高。地理学家的工作促进了中国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地理学的方法逐步为社会所了解和应用，地理学的成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同。
《科学时报》：我注意到在中国地理学会的历任领导中，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现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人员占很大比重。在中国地理学以及中国地理学会的发展过程中，中科院地理所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陆大道：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40年里，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的挂靠单位，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在中国地理学发展中起了非常明显的主导作用，即引领了全国地理学发展方向，牵头了全国性若干重大合作任务，一批地理学家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和二级学术机构的负责人。黄秉维、吴传钧、陈述彭、施雅风、周立三均是地理所的领导，也是中国地理学会长时期的领导。这其中：
黄秉维领导了地理所约32年、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长达12年，他提出了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倡导了地球表层系统的研究和跨自然与人文的跨学科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地理学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历史长河中，历史赋予了黄秉维仅次于竺可桢的重要地位。
黄秉维的主要合作者是陈述彭、吴传钧和施雅风，他们三人的工作和影响都是具有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意义。
近10年来，学会一直挂靠在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学会各项工作得到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中科院地理资源所为我国地理学科建设和中国地理学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科学时报 王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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