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办得到的 话。”
这个复旦大学神经生物系的博士，从2004年开始向媒体投稿。那时他还是研究生，当时的女朋友刚好是新闻系，她建议姬十三随便写点什么。他的文笔以幽默见长，擅长将枯燥的科学知识用好玩的故事讲出来。他的一位朋友曾说：“姬十三善用生物学术语创造一门新的流行文化派别，学院派的顽皮，进入大众流行渠道，很容易为热衷于智力游戏的年轻人群效 仿。”
2007年，在写了三年的科学专栏后，姬十三面临对未来生活的重要选择。他可以拿着优秀的毕业论文，像他大多数同学一样，申请去国外继续走学术的道路。或者，他留下来，在上海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曾分别去一个事业单位和一个制药公司实习，但那两段经历并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最后，他决定什么也不干，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毕业后的半年间，姬十三每周大约要写三篇稿子。这些科学小文章为他迅速赢得一大批粉丝。事实上生活也没那么糟糕，他一个月可以赚到将近一万元。但专栏作家当久了，他觉得这种生活仿佛没有尽头，他想酝酿更大的动作。
2008年3月，他北上来京。一个月后，以姬十三为核心的科学松鼠会成立。他们的网站，以群体博客的方式，频繁更新大量的科学短文。到那年年底，松鼠会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最有影响力的科普团体，入选“2008中国科普十大事件”。这些松鼠分布海内外，大多都是不同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除了有文章发表在媒体拿点稿费，他们几乎都是义务劳动。
姬十三自己也有一份工作。但随着松鼠会展开一些线下活动，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以业余的姿态，来支撑起整个团体的工作。事情很多，但却没有报酬。唯一的可能性，是将松鼠会变成一个公益性的非营利机构(NGO)。这样，也许有机会去向一些机构申请经费。
但在中国，注册一个NGO会遇到许多法律上的瓶颈。他们必须得找到一家挂靠单位，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政府关系，或者烦琐的程序手续。“何况公益圈并不是很认可我们。”姬十三说。
科普算不算公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传统公益圈的人认为，只有那些帮助弱势群体的团体，才具有公益性质。姬十三常常被人问到：“你们在帮助谁？”他回答说：“我们在帮助城市青年人提高科学素养。”“你们是锦上添花，”对方说，“但不是雪中送炭。”
对姬十三而言，没有科学支撑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弱势群体。但这种信念很显然得不到传统公益圈的认可。他曾经试着去咨询一些NGO孵化机构──类似中小企业孵化器，以培养NGO为目的。但他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已经很有名了，还用孵化吗？”
到最后只剩下一种方法。松鼠会只能去注册一家公司，尽管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松鼠会本身并没有任何赢利的打算。在中国，这种迂回曲折的途径，是许多草根NGO的选择。大多数原本试图注册NGO的组织，最后都以工商注册公司的名义生存。“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姬十三说，“没有办法之后的办法。”
2009年1月，经过松鼠会几个核心人物的讨论，他们在北京正式注册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三个月后，姬十三辞去先前的工作，专职成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要带领这群松鼠挣钱了。
少有人知道松鼠会背后还有一个松鼠文化传播公司。尽管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松鼠会打下经济基础，不过这仍然招来一部分人的质疑
卖的不止是坚果
一群松鼠文化传播公司最初的办公室，是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居民楼。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房租不到3000元。几个股东凑成30万的注册资金，姬十三是大股东。在公司运营决策方面，他说了算。不过，办公室总共也只有四个人。
对外界而言，这个公司到目前为止更像是一家图书工作室。松鼠会的科学系列丛书，在公司成立之前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但这本书赚来的少量收入，并不属于新公司。姬十三如今仍然留着这笔钱，他说那属于松鼠会。
大部分时间，姬十三的公司团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松鼠会上。他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光芒阅读工作室”。去年，他们编辑了松鼠会的第二本书——《吃的真相》。公司可以从这本书获取3%左右的策划费用，版税的大部分收入将归作者所 有。
但依靠图书策划来维持一个公司，几乎不可能。“图书出版是靠量来获利，印刷太少，那肯定不挣钱。”姬十三说，“而科普书从来都是小众图书，我们一年确实赚不了多少钱。”
在崇文门的起初几个月，他决定自己不拿薪水。但很快，朋友介绍的两笔业务救活了他们。一个是帮电视台策划了一档科普节目。此外，公司接了一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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