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发展成很大的规模，但每一个都在当地变得非常重要。”哈里斯说。
国家林业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狩猎收入3639万美元。
以都兰国际狩猎场为例，这是青海省首个对外开放的最大的狩猎场，共开设了三个猎区，猎物为岩羊、藏原羚等。据《柴达木报》的报道介绍，2006年1～9月，这家狩猎场共接待来自美国、意大利、加拿大、拉托维亚、俄罗斯等国的30多名国际狩猎爱好者。自成立以来，该狩猎场已经为国家创汇600余万美元。
哈里斯所做的调查显示，到2004年，新疆至少已有9个国际狩猎场，甘肃有3个，青海有2个。从1985年～2001年，在中国西部的狩猎场，共有大约600个外国狩猎者，合法打到了总共507只岩羊、238只藏原羚、170只盘羊、18只白唇鹿、17只鹅喉羚以及16只北山羊，管理部门也因此获得了1100万美元的直接外汇收入。
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专业的狩猎服务队伍，他们归当地林业部门管理。狩猎时，他们为猎人提供服务。平时，这些人员就进山，开展巡护和反盗猎工作，加强执法监督。
记者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个地、州的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狩猎服务部门，都是通过狩猎收入建立起来的。
《消逝中的荒野》披露，在甘肃、青海，每只盘羊的价格为21500美元，岩羊为7900美元，新疆的北山羊价格为每只4900美元，甘肃、青海白唇鹿的价格为每只14400美元。
哈里斯告诉记者，尽管各狩猎场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同样的模式来管理的。在地方上，虽然所有的狩猎场都是由县级林业部门雇人来经营的，却是直接受省级野生动物部门的监管。猎手首先通过国外的狩猎代理机构办手续，然后由北京的代理机构与省级的野生动物管理办公室磋商后，被直接带到这些狩猎场。
“对于西部那些肩负着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人来说，狩猎不仅占据了他们大量的精力和人力，而且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新疆、甘肃和青海，狩猎活动虽然每年只接待少数外国人，却是省级野生动物保护官员的主要工作。”哈里斯说。
国家林业局此前曾透露，现阶段，我国开展国际狩猎的野生动物主要有14种，年国际狩猎野生动物数量由最初的3头(只)逐步增长到2005年的123头(只)。
资金分流“路线图”
《消逝中的荒野》一书称“几乎所有的狩猎者都选国外的代理机构来做中间人。由于大多数的海外代理机构都要扣留15%～20%的佣金，所以到达中国的资金是公布价格的80%～85%。国外的代理机构会把剩余的资金转给国家林业局的野生动物保护司”。
在到达县一级的资金中，有50%被留在了县财政，用于一般性的支出，剩下的50%直接给狩猎场。而在肃北县，60%会被留在县财政，40%给狩猎场。狩猎场得到的资金中，要扣除猎手野外打猎的费用。而狩猎场内部的人员工资和管理费由县财政解决。
哈里斯的调查发现，外国狩猎者每次打猎的野外费用大约为1500～2500美元，或大致相当于狩猎场能得到的整个狩猎收入的12%～16%。因此，在上述资金分配的制度下，只有打到盘羊(2万～3万美元/只)时，狩猎场得到的资金才够支付打猎的服务费用。而有的时候，资金并不能及时兑现。
据了解，在北京的代理机构通常都会将猎手集中起来，组团打猎。有些猎手在打到盘羊或岩羊时，还会额外打些藏原羚等小的“战利品”，这样狩猎场就不会出现亏损的情况。
不过，哈里斯发现，即便如此，像都兰这样的狩猎场从每个狩猎者那里赚取的纯收入也只有2495美元，几乎不亏也不赚。“虽然，这种机制——表面上看是为了给当地老百姓带去更多的利益，让他们去保护这种他们有可能会自己利用的资源——仍存在着资金朝反方向流动的可能。也就是说，实质上让县财政来补贴外国的狩猎者，而不是相反。”
野生动物管理新模式
在为《消逝中的荒野》所作的序中，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专家乔治·夏勒博士也表示，目前中国“针对特定地区的实用灵活的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尚不存在，因为(对当地人来说)一切打猎都被禁止了，即使是为了生存而猎取一些数量充裕的动物也不行，当地人因此对保护区逐渐疏远并产生了敌对情绪”。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国家自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打击非法猎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非常重要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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