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的。
当地人都喜欢说，山丹马场的第一任场长是马踏匈奴、封狼居胥的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两千多年来江山代谢，祁连、焉支两山间的这片草滩上始终都在养马。这不是传说，而是事实。
然而仔细追究起来，大马营草滩的养马历史也许在霍去病到来之前就开始了。
大马营的养马史具体有多少年？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马的前生今世——六千万年以前，野兔大小的始祖马游荡在北美洲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祖马体形越来越大，迁徙能力越来越强，最终走出美洲，进入欧亚大陆，并与人类遭遇。马是驯化较晚的家畜，从乌克兰草原出土的家马遗骸来看，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马被人类驯化，最初用途是食肉。
当人类最早的农业与城市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发轫之时，乌克兰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也翻身骑上了马背。此后，欧亚大陆文明之火不断迸发，同时世界大乱。战马带着雅利安、闪米特等游牧民族四处出击，杀入富庶的农耕世界。如此想来，大马营的养马史应该不会长于六千年。
从没见过马的农民第一次碰到呼啸而至的游牧大军，会是什么情景？估计和印第安人第一次遇到西班牙人的情况差不多。由于气候巨变，距今约12500年前，马就在美洲大陆彻底消失了。当欧亚大陆的人们骑马游走四方时，印第安人仍处于徒步状态。
公元1532年，西班牙冒险家弗郎西斯科· 皮萨罗率领168名士兵入侵南美印加帝国，当手持火枪、骑着高头大马的西班牙士兵发起冲锋，印加人还未接战，就被从未见过的“火蛇”与“巨兽”吓得溃不成军，就这样，拥有六百多万人口的印加帝国亡于百余名骑马的强盗之手。后来，美洲印第安人开始捕捉殖民者遗失的流浪马并规模养殖，美国西部片中印第安骑手的胯下坐骑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骑上战马的农民也不是省油的灯，农耕民族攻取游牧地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比如大马营草原就见证过霍去病的铁骑。史料记载，霍去病到来之前，大马营草原的牧马者先有月氏，后为匈奴。那时的华夏先祖虽然也有了马和战车，但势力尚不及河西走廊。
最晚在春秋战国时代，马已经广泛应用于诸侯间的征战。那时，75名士兵、25名后勤人员加一部四匹马拉的战车，称为“一乘”，衡量国家军力，必以“乘”为单位。春秋礼制规定，天子六军，每军千乘，而诸侯国要是多于三千乘，就是欺君犯上。
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朝代秦王朝，更是依车马之利，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史书记载，秦人祖先曾靠养马、驾车得宠于夏、商、周历代帝王。秦人会养马，善御马，还精于相马，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即是秦人。秦人爱马之风从秦陵俑坑也能看出——始皇帝不仅以陶马、铜马殉葬，还活埋了六七百匹真马。
秦亡汉兴，汉臣张良劝刘邦定都关中，理由是“关中北有胡苑之利”，这相当于说，得良马者得天下。历史证明，定都长安是极为明智的决策。汉景帝休养生息，仿秦朝牧师苑遗制，在边郡养马30万匹。武帝登基时，汉帝国的骑兵战术已在与游牧民族不断交锋中发育成熟，战车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随后便有元朔二年(前123年)卫青七击匈奴，两年之后，十九岁的霍去病更将匈奴彻底逐出河西走廊。匈奴人哀唱“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远遁他乡。
山丹大马营草原的“马场元年”，也该从这一年开始算起。而除大马营等草原继续养马之外，河西走廊的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由牧渐农，就像插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两大游牧区之间的一把狭长的血管，丝绸之路从此大放异彩。
在汉武帝看来，河西走廊与其称为“丝绸之路”，也许不如叫“天马之路”更为贴切。
元鼎四年(前113年)，敦煌边民在水边擒驯一匹野马，献于汉武帝面前。武帝作《天马歌》：“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八年后，乌孙使者献马千匹求聘汉家公主，汉武帝得乌孙马，仍命名“天马”。不久，武帝又得知，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一带)汗血马更在乌孙马之上，遂遣使西求汗血宝马，结果大宛国王杀人夺财。于是汉室遣李广利西征，围困大宛。大宛不敌求和，汉军得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公母马三千匹回国。太初四年(前101年)，武帝将大宛马命名为“天马”，“前天马”乌孙马则改称“西极马”。汉武帝再操笔墨，赋《西极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武帝爱马如痴，临终任命的四位托孤重臣中，竟然有两位以养马起家，那就是霍去病掳来的匈奴王子金日磾和当过“未央厩令”的上官桀。以今人眼光观之，汉武帝似乎是个声色犬马之徒；然而换个视角看，当时骑兵的战略价值堪比今天的“两弹一星”，金日磾和上官桀获得重用其实顺理成章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