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大熊猫频临灭绝失地大熊猫三代而亡？

熊猫出了问题。”古晓东说，“就像我们使用的身份证一样，大熊猫的所有基础数据都能够保存下来，这无论对管理工作还是研究工作都有帮助。” 孤立的小种群易灭绝 今年6月，科学家已在四川王朗大熊猫保护区进行了加入DNA检测方法的试点调查。试点调查的结果还没有公开，但参与调查的一名专家向记者透露，调查结果是“乐观的”。 “尽管如此，我们离大熊猫保护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大军说。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曾对岷山地区影响大熊猫生存环境的人类活动方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旅游景点开发、公路建设、采矿、高压电线、农业开发、放牧等人类活动严重影响了大熊猫栖息地的环境。同时，这些影响都不是单一的，各项人类活动会彼此作用而加剧对栖息地的破坏。许多专家都认识到，一直以来大熊猫保护工作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大熊猫栖息地被一再分割，成为若干孤立的“岛屿”。这种对大熊猫种群造成的隔离，致使被隔离的小种群迁移或灭亡。 2003年，国家林业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大熊猫的生存共有18个相互完全隔离的种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现在的状况更糟糕，散布在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大熊猫栖息地“碎片”已经超过了30个。世界自然基金会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称：“如果某块隔离栖息地中只有5到8只大熊猫，这样小的种群极有可能在2至3代以后局部灭绝。”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范志勇直接指出，造成小种群容易灭绝的罪魁祸首正是不断扩张的交通建设和随之加快的森林采伐。今年2月，魏辅文与他的课题组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在种群隔离最为严重的相岭山系中，大熊猫孤立小种群曾发生过严重的崩溃，种群数量开始剧烈下降。 2005年3月到10月，调查组的10多名组员深入野外，共取得142份大熊猫粪便样本。调查发现，大渡河和国道108阻隔了该地区大熊猫的迁徙和繁殖活动，相岭山系中生活的大熊猫已被分割成了4个小种群，每个种群数量分别为20只、12只、14只和7只。当时在中科院动物所攻读博士学位的朱立峰就是课题组成员之一，他全程参与了栖息地调查和采集新鲜粪便的工作。对于研究结果，他感到十分担忧。 “参与繁殖的大熊猫数量小于50只的野生大熊猫种群，都属于小种群。”朱立峰对本报记者说，由于隔离带来的近亲繁殖，小种群灭绝的几率相当高。调查队员还根据从野外搜集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两条大熊猫可能的迁徙路线。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线正好被国道108阻断。相反，在此区域内，大渡河虽然形成了一道天然障碍，朱立峰及他的同事们却发现了大熊猫曾经越过河道的痕迹。 “也就是说，沿河两侧的栖息地可能存在一些交流的潜在通道。”朱立峰解释。但随着垦殖、砍伐等沿河人类活动的加剧，栖息地潜在的通道已不复存在。为野生动物的迁徙修建专门通道是目前流行的补救措施。然而，一名曾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工作过的志愿者却认为“迁徙通道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他曾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亲眼见到过藏羚羊迁徙途中通过青藏铁路下面涵洞的情景。“它们战战兢兢地前进，突然中间有只小羊害怕地狂躁起来，整个羊群都乱了阵脚，不得不折返回去。” 为了让更加孤独的大熊猫顺利迁徙，建立大熊猫走廊带的想法被提出。在穿过王朗自然保护区的九环线上，位于平武县和九寨沟县交界处的黄土梁隧道将在2012年5月完工。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胡杰介绍，这是一条供车辆通行的隧道，在隧道外则通过植被恢复等方式建立大熊猫走廊带。 “至于走廊带是否能让大熊猫迈出勇敢的一步，还需要通过以后的监测来检验。”胡杰告诉本报记者。 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博弈 在大熊猫栖息地被道路建设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同时，天平的另一端则是发展带来的利益。范志勇认为，目前的状况就是野生动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博弈。同时，在管理上，产生主要影响的大型工程建设部门与保护部门往往各自为政，这使得大熊猫保护工作举步维艰。对此，范志勇呼吁：“我们在追求自身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生活条件不断变好的同时，也应为野生动物留下生存的空间。” 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古晓东则认为，必须对通过大熊猫保护区的工程进行严格评估。“大熊猫习惯在海拔2500到3000米的山上生活，那么在保护区修建公路，建设方必须降低隧道出入口的海拔。”他举例说。因此，如何协调保护大熊猫与地方经济发展问题也成了地方政府的难题。比如，雅安市荥经县盛产大熊猫最喜好吃的白夹竹，但当地一名副县长介绍：“它的经济效益好，当地居民不愿意给大熊猫吃。” 对此，专家建议，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协调保护大熊猫与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栖息地破碎化加剧 尽管被保护的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和大熊猫潜在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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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熊猫频临灭绝 失地大熊猫三代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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