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霸”姐妹花引发“果断围观”
4年如一精确到小时的学习计划表、最低分95分的成绩单、清华大学(招生办)特等奖学金得主、3年学分绩均为班级第一、双双被清华大学保送“硕博连读”——“学霸姐妹花”马冬晗、马冬昕，因其非凡表现而迅速走红网络。而近期“清华北大组团参加麻将世锦赛”的新闻却不禁让人将之与前者大加对比，不胜唏嘘。有网友不禁笑问：“学霸姐妹，麻将锦标赛你们怎么看？”
学霸姐妹究竟怎样看待麻将锦标赛，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对她们的观点却是充塞报纸、广电、网络等各类媒体，膜拜、质疑、嘲讽，莫衷一是、褒贬不一的各类评价，彰显着当下多元的价值观。
读到姐妹花的一连串头衔，膜拜者居多。力挺她们的网友表示：只要当事人能够承受，“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姐妹花成绩背后惊人的勤奋与毅力，的确值得膜拜。不过，如果仅有持之以恒的努力而无光鲜亮丽的成绩，恐怕姐妹花远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之所以一举成名，正是因为她们身上集合了中国家长想为孩子冠上的一切标签：名校出身、硕博连读、学生干部、多才多艺。
总之，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高的学历背景、获得最全面的锻炼和资源，不走一步弯路，这就是众多家庭理想中的精英培养模式。所以我们看到，从最好的幼儿园直到最好的大学，对于各个环节的优势教育资源的争夺战愈演愈烈。才艺培养同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奥赛、征文、演讲比赛一个不落，钢琴、绘画、各色球类样样精通。这些唯精英是瞻的人群活在“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恐惧中，言必称清华、北大，动辄搬出年级排名。一旦撕下这些标签，他们的自信就毫无立足之地。
优秀者如马冬晗，也会陷入考试分数这种刻板衡量标准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中。清华2009级学生郑经涛表示：“在清华，成绩好不是最牛的，这只能证明你善于考试，或比较会突击。”他有着比马冬晗更牛的成绩单。对于名校、高分等标签，中国人民大学2007级学生侯瑀曾这样评论：“我们之所以那么渴望一张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正是因为不够自信，想用特殊的标签去证明自己。然而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喜欢什么，懂得多少，又愿意为了什么而甘愿付出，不是远比被什么学校录取、考试能得多少分更加重要吗？”同时被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多所美国顶尖名校录取的她却“辜负众望”选择赴纽约大学深造。
关于“学霸”，质疑声阵阵：“这样卖命读书有无必要？”“分考得再高，又能说明什么？”其中暗含着一个假设：读书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能力。
两张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照片曾在网上疯传：凌晨4时，灯火通明，座无虚席。为何在他们眼里“学霸”这种司空见惯之事，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曾谈到：在美国，学习任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所以孩子在大学时最苦。中国的孩子到了大学反而放松下来，他们最放松的四年，恰好是美国大学生最勤奋的四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四年。
美国“学霸”遍地是建立在对于美国教育设计绝对信任的基础上，包括对“宽进严出”的高校教育质量的信任以及对学有所用的教育内容设计的信任。而中国高校“严进宽出”的制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难免让人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含金量起疑；此外，教育内容设计与市场需求的严重脱节，更加剧了对于高等教育必要性的质疑。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成为催生新“读书无用论”的诱因之一。
在急于否定这种看似肤浅的论断前，我们不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简单回顾。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趋向于用一元化的经济标准衡量价值，“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成为往事。社会阶层结构板结，通过教育向上层流动不畅，加之“严进宽出”的高校制度，象牙塔式的课程设计，致使“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一去不复返。故纸堆里培养出的天之骄子，其社会生存能力令人堪忧。“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口号让多少怀揣金文凭的学子望而却步。新“读书无用论”与其说是对教育体制的否定，不如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否定。它固然难避讳疾忌医之嫌，但它对于社会体制的问责却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学霸”围观潮中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嘲讽说“学霸”正是那个我们从小到大的宿敌“别人家孩子”——从来不玩游戏，回回年级第一，每月工资1万，有个有钱男友，会做饭、会家务，还会8门外语。
大学生活留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很少会是一张成绩单，更多的是某个图书馆的午后、让人又恨又爱的食堂、一次青涩的告白抑或毕业前夜的宿醉与泪奔。这些又何尝不是大学时代应该做的事呢？就像有些网友所说：“发发呆、散散步，也是生活”。网上流传过各色“学霸”传奇，而唯独这对姐妹花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原因之一在于她们的履历表里处处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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