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撰文 袁蓉荪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迈过了道路的瓶颈，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涪江、嘉陵江、岷江、沱江、青衣江岩壁上处处生花。唐代的四川，出现了夹江千佛崖，蒲江飞仙阁、大邑药师岩、丹棱郑山—刘嘴、资中北岩、仁寿牛角寨、荣县大佛岩等诸多精品，由此看来，石窟艺术在四川，是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这其中，又以邛崃龙兴寺、石笋山、花置寺最为精妙，2006年整体获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四川其他石窟比起来，邛崃石窟往往竭尽奢华、繁复之能事，殿宇塔刹、亭台轩榭，堪称四川石窟艺术一个独特流派。
1 龙兴寺 洪水冲出唐人瑰宝
1947年并不算个安定的年头，这年秋天，连绵的暴雨引发的洪水在四川境内泛滥。一场暴雨过后，邛崃措水河河岸一个叫大佛湾的地方露出几个菩萨头，村民对这些残破的佛像并没有太大兴趣，它们一直裸露在荒野之中。几个月后，四川大学博物馆才得知这个消息，先后五次派专人赴大佛湾，在一年多时间中，共征集、出土石刻佛头、佛像、经幢、脊兽、经碑、铜佛像等文物200余件。一件残缺的经碑上，考古工作者看到“龙兴寺”三个楷体小字，这批佛像遂命名为邛崃龙兴寺石刻。
当年征集、出土的文物，如今静静陈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石刻艺术馆中，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菩萨立像通高198厘米，头戴宝冠，周身装饰华丽、繁复的璎珞，上衣通肩，下裙紧贴双腿，出土时已断为四截，虽经修复，双臂已不知去向，故又有“东方维纳斯”美誉；韦陀立像高71.9厘米，身披菱形锁子纹铠甲，饰有护膊、护腰、胫当（绑在小腿上的一种防护甲胄），腰间束带悬有法器，凛然有武士之风；比丘头像满额皱纹，双眉紧锁，口角深陷，工匠只用寥寥数笔，便将一个僧人老迈沧桑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给冰冷的石头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龙兴寺佛像大多体态丰满，面相温和，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中粗犷飘逸的风格到唐代已经衰落，代之以雍容华贵、丰润健美的气质，佛与菩萨多给人一种和蔼、亲切的人情味，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与佛像一起出土的是一些经幢，大多为八边形，幢座雕有四甲胄神王倚像，幢身浮雕乐伎、佛龛、盘龙，一些经幢、灯台上尚能看到“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以及太和、会昌、大中、咸通等唐代年号。种种迹象表明，龙兴寺应该是唐代一处规模颇大的寺庙。
2005年9月，在龙兴寺佛像出土58年后，成都市考古队进驻大佛湾，试图寻找龙兴寺的更多线索。当年水田密布的大佛湾，如今已被厂房与民宅包围。发掘从一开始就惊喜不断，修建环绕遗址的围墙时，发现一个大型佛像坑，出土佛像30余件；遗址东南部发现一个始建于唐代的砖塔，宋代仍在使用。
两次跨越时空的考古，最终使得在地下湮没千余年的龙兴寺逐渐清晰起来。史料记载，公元705年，武则天还政于中宗，中宗时为太子，下诏在全国各州创立中兴寺、观，以寓意大唐中兴；公元707年，中宗即位，为了避讳，全国各州中兴寺均更名为龙兴寺。邛崃唐时为邛州，是西南军事重镇，龙兴寺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这座有着皇家渊源的寺庙此后香火一直颇为旺盛，并在中、晚唐年间达到鼎盛。
2 石笋山 绝壁上的西方乐土
就在龙兴寺终日香火缭绕之时，邛崃石笋山大佛沟岩壁上，“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已不绝于耳。201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来到石笋山时，浓雾在山中上下翻腾，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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