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名岗
汉武帝的大汉盛世，也有东方朔正言切谏的一份贡献，如果仅把东方朔看做一个滑稽人物，那就错了。
《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惠民县)人也”。他22岁时，应汉武帝征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之诏，到长安上书自荐，说自己“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武帝看后，“上伟之”。后待诏金马门，被任为郎，待在汉武帝身边，自以直言极谏为务。
古人以批评君父为“谏”。批评上级是件困难的事，批评顶头上司是件更困难的事，批评金口玉言的皇帝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所以古人说：“文死谏，武死战”。但谏诤批评是抨击邪恶，匡正君父，匡正社会风气的重要武器，自古仁人志士无不针对君上的错误进谏。著《汉书》的班固就因东方朔“正谏”而作《东方朔传》。
汉武帝派吾丘寿王规划在长安城外占用大量农田建上林苑。汇报时东方朔在旁，他进谏说：“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破坏百姓的坟墓，逼迫农民搬迁，让年轻人思乡怀土，老年人啼哭悲伤，是其不可二也。在这样广阔的苑林中骑驰射猎，其中有深沟大溪，时有危险，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东方朔坚决反对这种占据大量农田供少数人享乐的奢侈行为，他说：“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告诫武帝这样不顾人民死活的奢侈享乐是会引起天下大乱的。后，东方朔被拜为太中大夫，其职责是掌“议论”进谏，名将“程不识孝武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而“太中大夫”是谏官。
有一天，汉武帝置酒宣室，要款待窦太主的“主人翁”董偃。窦太主是窦太后的女儿，汉景帝的姐姐，汉武帝的姑姑兼岳母。武帝金屋所藏之“娇”就是她的女儿。窦太主早年称“长公主”，“武帝得立为太子，长公主有力”。窦太主的丈夫陈午死后，寡居，五十多岁时“私近”比她小近40岁的董偃。董偃十几岁成了这个老太婆的“爱人”。为了维持这种畸形的婚姻，窦太主让董偃大把花钱交结朝臣，任其挥霍。窦太主装病不上朝，让武帝到她家中看视，趁机引出董偃，使这一淫乱的婚事公开化。“于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现在武帝又要在宣室招待窦太主和这个佞臣。
这时，东方朔持戟列于陛侧，他放下画戟，走到武帝面前说，“董偃有死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积思于六经，留神于王事，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偃为淫首其罪三也。”东方朔说董偃有死罪三条，是诱导年轻的皇帝走“奢侈淫辟”之邪路的小人，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不能让这样的罪人进入宣室。
汉武帝面对东方朔这样严厉的批评，“默然不应”，过了很久才说：“我已经安排把酒宴摆下了，以后自然会改正。”东方朔说：“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之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武帝无奈，下令改在北宫，也没让董偃从正门进。从此，疏远了这个小人。
东方朔对直言切谏重要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在其《非有先生论》中说：“故直言其失，切谏其邪者，将以为君主之荣，除主之祸也。……深言直谏，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损百姓之害。”东方朔深感直言切谏之难，他在《非有先生论》中先后用了四个“谈何容易”来论述直言切谏之难。
汉武帝时天下富足，经商致富的人很多，武帝担心这会损害国家以农为本的根本基业。“时天下奢靡趋末，百姓多离农田。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东方朔说：“孝文皇帝之事，现在的一些老人都亲身见过。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穿黑色的粗布衣服，脚穿生皮做的鞋，剑不加饰，以蒲草为席，兵器木然无刃，棉衣内为乱絮、外无花纹，皇上用臣下上书的书囊摞在一起为殿中的帷幕，因此天下人都以俭省为荣。”东方朔告诉汉武帝，改变这种社会风气的方法就是皇帝要以身作则，先从自己做起。只有皇帝从自身做起，从朝廷做起，才能正本清源，改变天下这种奢侈弃农的风气。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深知纳谏的重要，对东方朔的不少正确意见是采纳了的。 一次，武帝问东方朔：“先生视朕何如主也？”评价历史人物是件难事，评价当代人物就更困难。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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