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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因素所导致中药错误使用以及由其产生的中药药害问题……这些内容丰富而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对领域内学者的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医学界和史学界的学者在这里的交流和碰撞是一大亮点。史学工作者从事医疗史的研究在医学专业知识上往往有所欠缺，而医学工作者在从事医学史研究中，其搜集资料的能力，其通过医疗史的研究来实现对社会的剖析的能力也远远不及史学工作者。郑金生“内史”、“外史”的概念其实正是基于两者不同的优势而发。尽管需要这样区分，但“内史”和“外史”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毋庸置疑的是两个学界学者的共同期望。
在各种疾病医疗史研究取向中，笔者对其中三种取向尤为关注。
一是梁其姿所提出的医疗史“多种现代性”的思考和探求“近代”以前近代性因素。这显然和近年来学界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诉求相关。这对于我们摒弃过去将“现代”和“西方”等同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颠覆作用，在近代，西医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被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现代”产物。那么，中医本身是否也拥有它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否是有多重的？所以，在条理西方医学制度发展的前提下，也有必要对中医的发展轨迹重新做梳理，尤其是对“近代”以前的中医多做考察，看是否可以发现一些“近代性的因素”。
二是杨念群关于身体与政治、空间等 页码：[1] [2] [3] [4] [5] [6] 第4页、共6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