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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叠式名片上，囊括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中医药大学(包括香港、澳门)的客座教授名衔。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以前在局里开会，我也是直接批评局里100多个领导编制，居然没有一个懂中药！我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只是尽我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这个行业的责任。老朋友们曾经跟我说：‘你是我们这辈年纪最轻的，又在北京，再不讲，中药就完了。’”
骆诗文一直在找机会表达，可惜他数次想开的中药现代化辩论会都未果，只好每每在不相干的论坛上“借题发挥”。而他的老朋友、中药研究院的工程院院士程莘农、王孝涛也都憋了一肚子的话。
“我们真正敢公开说话还是在非典之后，以前没有实例，受到打压。非典期间，中药治疗一个病人才五六千元，没有什么副作用，西药是200万元，相差40倍。”
在后来召开的非典座谈会上，人们推荐骆诗文作为代表发言。他自然又不客气地炮轰了2002年实施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
“我开会时不知道这个纲要就是我的好朋友贾谦起草的。讲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后来就进行了反思，逢会必检讨：大家都骂这个纲要是谁搞的，我就是那个执笔的人。我不懂中药，都是专家提供的材料。现在我接触了搞中医药的人多了，才发现我错了。”
贾谦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他曾是中药现代化的积极鼓吹者。他听到记者的转述不以为忤。“中医药不应当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医为什么一定要量化，量化只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整体论、辩证法同样可以认识世界。”
他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反思》一文中推翻了以往所有的结论，并在其后的几篇文章中指出中药不等于植物药，不能把中药降低为植物药。据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官员连续三次打电话给贾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页码：[1] [2] [3] [4] [5] [6] [7] [8] [9] 第7页、共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