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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当时的财政能力上完全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建立在中医体系基础上医疗资源的改造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研究者郝中先说，当时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末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三四十年代卫生部门官员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2000个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的县，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
当时的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分析说:“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10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20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同一时期，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曾感慨地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
到1949年，这一局面基本维持不变。对政府而言，最现实的策略是就现有系统进行改造——一种类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方针。50万中医大部分散布在中国农村，基于这个资源基础，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渠道，把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方式和西医的这样一种防疫行为结合起来，使防疫体系变成一个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的杨念群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不断地在农村组织各种医疗队，通过国家的社会动员来克服这样一种农村缺医少 页码：[1] [2] [3] [4] [5] [6] [7] [8] [9] [10] 第5页、共1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