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我看李政道与杨振宁之争

江才健所著的《杨振宁传》在2002年由台北天下远见出版社出版，那无疑是杨先生八十大寿的最好贺礼。岁月如流，如今杨先生九十大庆即将来临，这本传记由广东经济出版社推出大陆版，时间上亦是恰到好处。江才健出身数学系，后来成为《中国时报》记者，他的成名作是《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1996），《杨振宁传》则是随后又一力作，前后足足花了四年功夫。为此他遍访美国、港、台和大陆学者，多次与杨先生深谈，更在书中对大量一手资料的来源详加注释，因此它之全面、详细和煞费苦心，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写杨传有个大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人所皆知的“李政道、杨振宁之争”。在这本《杨振宁传》的“后记”中，江才健提到，由于他反对李政道推动台湾参加美国的高能粒子对撞机计划，所以李政道对他为写此传而希望访谈的请求置之不理。这样，他对此争议的处理，基本上就只能够采取杨的说法了，因为所有与那个大发现关系密切的其他物理学家对此敏感话题都采取“等距”或者沉默态度，不愿意或者无法讨论其中关键细节。所以，他写这本书有不小压力，“比起吴传辛苦许多”。但他也没有退缩，用了足足一章来讨论杨李的合作与分手。这样，此书当年一面世，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如今它与大陆读者见面，想来不至于再一次引发那么强烈的反应吧。但对那些波澜的前因后果，大家可能仍然感到好奇。这里我希望就此事件为大家提供一个也许不那么熟悉的视角。
　　认识杨先生多年了，但说来奇怪，和他的事情沾上一点边，却是从李政道开始。那是1970年的夏天，我从研究院出来不久，很幸运得到机会参加了在艾利齐（Erice）举办的暑期工作营。那是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切奇（Antonino Zichichi，其人有意大利物理学教父之称）在西西里岛山上一个小镇所办的理论物理讲习班，名家荟萃，气氛热烈，更有山林清幽、风光如画之胜，所以年轻学者趋之若鹜。上世纪六十年代是黑洞物理学的大发展时期，我初次听到许多这方面的惊人成果，就是在这班上。但讲习班的重心是李政道，他为人随和，谈笑不拘，记得讲题是“弱作用的历史”，核心就是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当时大家都屏息以待，凝神聆听。然而，一个多小时的报告结束后，我们却很纳闷，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不就是在简单重复大家熟知的事实吗，要点到底何在？更何况，讲得好像也缺少了一块 —— 怎么从头到尾好像连杨振宁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呢？
　　这小小谜团一直要到十几年后方才解开。
　　1980年1月在广东从化召开的粒子物理学大会，可谓空前盛事，海外华裔学者都来了，台上名家各擅胜场，台下朋友叙旧言欢，热闹非凡，只有两位主角杨、李分坐主席（应该是周培源吧）两旁，却不相搭理，显得颇为尴尬。当时他们不和的消息流传已久，大家心中有数，只不过此刻真相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而已。后来一天晚上，海外回国学者忽然接到李的便条，邀请大家去“讨论物理学问题”。这自不可能拒绝，到会的有六七十人，李夫人亲自在门口招呼来宾，使我们受宠若惊。会中李先生作了简单讲话，呼吁在中国推动高能物理实验，然后拿出敦促领导人建造对撞机的公开信请大家支持，这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都签了名。过了两天，杨先生也发公开信，说明他不赞成此事的理由。大会结束后，我们被招待去北京见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充分显示当局对此会的重视。李先生的愿望没有落空：四年后，北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正式动工了。
　　会议之后不久，意想不到，杨先生主动提议到香港中文大学来访问。校方自是喜出望外，当时我刚从物理系转到大学秘书处工作，安排接待就交由我负责。此后与杨先生来往频繁，开始相熟。到了1983年，他为庆祝六十岁生日隆重出版《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我也蒙题款相赠一册，欣喜之余，也不免有些意外和惊讶。但更惊讶的是，在这本论文选集的一个注释中，我终于发现了13年前李先生在艾利齐那次演讲的意义。在讨论宇称守恒问题的那篇得奖文章的“题记”中，杨先生根据记忆和笔记，详细追述了他们两人作出那个大发现的经过，特别是他本人的主导作用。在注释中，他解释：除了至亲以外，他本来对这一切都准备永远保持缄默，但在1980年（亦即上述广州会议那年）他无意中见到1970年李政道在艾利齐那次演讲的文本，从而意识到李是有意“歪曲”那段历史（“implied and insinuated various things”），因此觉得有必要把真相说出来。在物理学界，这个注释不啻一枚炸弹，李政道自不可能闷不做声。三年后，他以预印本（preprint）的形式发表了一篇“对称的破缺”（“Broken Symmetry”，此文后来收入他在1986年出版的论文选集），复述了他们合作发现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经过，与在艾利齐的演讲有重点的转移，但和杨的说法仍然大相径庭。他承认自己的看法“完全是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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