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风气中，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开始寻找那颗“复仇之星”。他们理所当然地没有找到“复仇之星”。但这也并不是说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运用相同的技术，能够去寻找超新星。
超新星是一些质量较大的恒星演化到晚期发生爆炸所产生的天体。它们在短时间内很明亮，一颗超新星的亮度可以相当于整个星系。超新星中有一类被称作Ia型超新星，天文学家认为它的亮度是固定的，可以当作“标准烛光”来使用。也就是说，它离我们越远，我们看到它就越暗，由此在天文学中可以用它们来测量距离。
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后来将研究方向由“复仇之星”转向了寻找宇宙中的“标准烛光”。但是搜寻超新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它们本身很明亮，但由于距离遥远，在地球上看来，超新星还是相当的暗弱。另一个困难在于，超新星爆发之前并不会做出预告，而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使用时间是提前至少几个月就申请好的，所以当超新星出现时，你并不一定能有可用的望远镜。保穆特曾经给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打电话请求他们协助观测，但这些人当然都会认为自己手头在做的事情更重要，所以并不是每次都配合。
由于种种障碍，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搜寻超新星的项目一开始是两手空空，一些研究人员对此感到悲观，有人转行去做科普了，也有人去研究更为现实的气候变化问题。保穆特是少数坚持了下来的人。他后来接掌这个项目的时候，正是它最让人黯然的时期，当时他们一颗超新星都没有发现。但是美国的资助机构却继续给了他们经费，支持这项看上去毫无成果可言的研究。
“2011年诺贝尔物理奖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你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是否资助一项研究。”陈学雷感慨道，“要通过真正懂行的专家来评估它，考虑其具体的方案，看它在科学和技术上是否具有前景。如果仅仅看有没有发表论文，或者是否完成了计划，那么这种评估就是任何人，甚至是一个管理者就能做的了。”
并不存在的错误
与保穆特相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施密特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里斯，都是更为“正统”的天体物理学家。施密特1967年出生于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的工作便是与著名天文学家罗伯特·科什那(Robert Kirshner)一起用超新星测距。里斯1969年出生于华盛顿，同样师从科什那，同样做的是用超新星测距的工作。
也正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从事这项工作，所以当他们试图用超新星去测量宇宙膨胀的时候，他们会很清楚弥漫在天文学家之中的悲观情绪。不仅仅是搜寻超新星非常困难，而且在它们是否能被当作标准烛光这个基本问题上，天文学家也有诸多怀疑。
但是他们仍然决定从事自己的老本行。1995年，施密特来到澳大利亚，开始调用地球上最大的望远镜搜寻超新星。他们倒是比较幸运，第一年便发现了一颗超新星。他们所使用的观测方法不同于保穆特的团队，不过二者心中的预期是相同的：发现宇宙膨胀正在减速。
大约在137亿年前，我们的宇宙在一次大爆炸中诞生，然后一直膨胀到今天。对于宇宙的未来，科学家们认为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膨胀会慢慢停止，然后整个宇宙再缩回去；一是宇宙会加速膨胀下去，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冷，越来越空。最多的人认为，膨胀会减速，但介于以上二者之间。施密特、里斯和保穆特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他们的观测结果却分明给出了相反的结论：宇宙膨胀并没有减速，而是在加速。里斯把所有数据处理完得到这个结论时，第一反应是：“啊，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我得把这个错误找出来。”然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寻找那个并不存在的错误，这个过程让他开始想到，这个结果会不会是正确的？
而在保穆特那边，他们也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了重大突破。他们也是在对数据的处理过程中慢慢意识到事情的不同寻常。他们没有像阿基米德那样在泡澡的时候突然喊出“Euraka！”(找到了)，而是在持续九个月的时间里逐个拼出以上六个字母。
竞争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让里斯看到，原来其他人也得到了与他们相同的结论。于是，他的想法从“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转变为，“我的天哪，这可能是正确答案！”
随着两个团队分别发表自己独立的研究结果，“宇宙在加速膨胀”成了为1998年最大的科学突破。天文学家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提出了“暗能量”的概念。正是在暗能量的驱动下，宇宙出现了加速膨胀。
暗能量和暗物质成为了或许是21世纪初最令天体物理学家们迷惑的课题，它们的实质至今尚未清楚。现在知道的是，我们的宇宙由大约70%的暗能量、26%的暗物质和4%的普通物质组成。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用到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天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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