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持人请上台做翻译。对于这一戏剧性的插曲，旁边的两位英国女学生感到既新鲜又好奇，而她们的老师依然一动不动，脑袋像先前一样斜靠在椅背上，脸上没有任何的反应，仿佛完全没有看到这一幕。也许是疾病在起作用的缘故，我还从未见过如此专注的表情。
二十多年后，我已经回忆不起报告的主要内容了。但有一个观点因为印象深刻，至今无法忘怀。这个观点的大意是，在一个收缩的宇宙中(我们现在的宇宙是膨胀的，且在加速膨胀)，时间可能会发生倒转。举一个例子，在膨胀的宇宙中，杯子掉到地上，摔成了碎片，而在收缩的宇宙中，散落在地上的碎片则会“破镜重圆”，成为一只完好的杯子。这话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我会认为是痴人说梦；但既然大名鼎鼎的霍金这么说了，我自然是十分信服(其实是连怀疑的资格也没有)。后来在一首《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诗中，我还描述过所谓“时间倒转”的情形：
而尼罗河小花蛇的一吻
复活了克莉奥佩特拉女王
先与安东尼将军打情
再与凯撒大帝骂俏
后来我在读《时间简史续编》时，意外地发现霍金在书中否认了这个观点。这当然令我沮丧——假如宇宙有朝一日真的发生收缩，而时间真的开始倒转，人们真的越活越年轻，在子宫中死去，那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
我自觉这场报告听懂了一大半，于是又赶去听下一场只有几十人的小报告。小报告属于专业交流，没有翻译。我什么也没有听懂，只知道内容与量子宇宙学有关。这是他和Hartle在1983年提出的一个理论。霍金依然斜靠在椅背上，表情依然那么专注。由于距离较近，他的声音倒是听得更清楚了。这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就像喉咙里卡了一枚鱼刺，又好像患了感冒的女人捏着鼻子说话，我瞧着霍金的大耳朵，心想。可惜，当时的我根本不具备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我没有去想这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声音有些特别，仅此而已。由于霍金本人表现得若无其事，我便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再说，我还想弄明白——当然是白费力气——他究竟在说什么，那个神秘的宇宙波函数究竟意味着什么。
3
很多年后，当我读一本有关渐冻人的书时，这一场景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此时我才感到霍金的专注和若无其事多么不易。这位渐冻人来自瑞典，曾经是电视台的女主播，名叫林奎斯特(Ulla-Carin Lindquist)，她在临终前这样写道：
我想说的话似乎到了鼻腔那儿就下不去了。我感到自己的颚部好像裂开了一般。软颚似乎在不断地松懈……我的嘴现在也只能呼呼发出一些不可识别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留声机的唱片在用错误的速度播放一样。
我的两个比喻都不准确。就好像唱片在用错误的速度播放，这个比喻才是恰当的，霍金就是用这种声调说话的。但这个比喻是另一个人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尽管同样是ALS(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疾病在霍金身上的进展却要缓慢许多。这是他的幸运，上苍似乎有意眷顾于他。然而这依然相当于一种慢性活埋。斯蒂芬·霍金可以精确描述恒星垂死阶段的喘息，可以无限逼近宇宙大爆炸绝对灼热的开端，却不愿过多地描述自己的悲惨遭遇。多亏了这位坚强乐观、感情细腻的瑞典女性，使我能够体验到这一疾病所带来的点滴折磨和强大而不可逆转的窒息感。
1974年2月14日晚，32岁的霍金向科学界的同行报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黑洞不黑，它也能向外界辐射能量。这种辐射后来被命名为“霍金辐射”。它是将量子力学引入由引力理论主宰的黑洞研究的产物，虽然迄今尚未被观测证实。当霍金在演讲厅里介绍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时，在演讲厅外的茶室里，他的妻子简听到了两位清洁女工的对话：“里面那个人，就是那个年轻的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是不是？”“是啊，他看上去好像快要垮了，连头都撑不住了。”这样的对话自然令人不快，但有时候庸人的见解里也包含着朴素的道理。事实上，人类文化中最灿烂的部分往往是由那些不幸的人或者没有多少日子可活的人创造的。两千年前，司马迁在其感人至深的《报任安书》中就表达过这一见解。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科学界，这样的例子不太常见罢了。弥尔顿失明时已经人到中年，贝多芬在得知耳疾没有治愈的希望时，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大师，而霍金在其事业刚刚开始的21岁，即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只是由于特殊的运气，他才得以活这么久。在这以前，他是一个偶尔酗酒、有点厌倦生活的聪明人；在这以后，他变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勇士，诚如他自己所言：“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在结束了遥远的中国之行后，1985年7月底，霍金去了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他得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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