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程度令人想起中世纪的人们争论一根针尖上能容纳多少天使跳舞的问题。劳夫林(Robert Laughlin，凝聚态物理学家)则认为弦理论“是一个陈旧的信仰体系的悲剧性结果”。1987年，有人询问现代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的奠基人费曼(Richard Feynman)对“超弦”(弦理论的一个升级版)的看法，垂垂老矣的费曼思维依然敏捷，他直率地说他不喜欢它，“我不喜欢他们不做任何计算，不喜欢他们不检验他们的思想，不喜欢任何与实验不符的东西”。费曼认为，这不是研究风格或方法不严谨的问题，而是这件事本身太困难，所以他们无法做出一个精确的预言——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力所不及。这类批评自然也适用于霍金的量子引力论，以及看上去更值得期待的M理论。
于是，2008年9月位于欧洲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启动便成了拯救物理学的一件大事。人们对这个耗资不菲的庞然大物翘首以待，希望它做出一些切实的发现。有关霍金与希格斯打嘴仗的花边新闻更是广为流传：希格斯希望LHC能够发现标准模型所预言的最后一种粒子——希格斯粒子，而霍金则以习惯性的100美元打赌希格斯的希望落空，LHC注定不会找到希格斯粒子(最新的进展表明，霍金很可能会输掉这100美元)，不过假如它发现了微型黑洞的话，将会使他非常高兴，虽然LHC的能量依然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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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万神殿里供奉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卢瑟福，普朗克，狄拉克，薛定谔，费曼，费米，朗道……霍金不在最耀眼的之列，却可能是最特殊的一个。1970年，剧作家尤内斯库哀叹作家和诗人不再因其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而被尊为先知和预言家。但先知和预言家并未消失，只不过不再是荷马、但丁、卢梭、马克思、托尔斯泰之类的人物。例如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公认的先知。当狄拉克试图成为类似的先知时，另一位物理学家泡利忍不住出语相讥：“狄拉克有一种新的宗教。这种宗教里没有上帝，而狄拉克是它的先知。”在朗道五十岁生日时，有人把他的十项发现刻在两片大理石石板上，称之为“朗道十诫”。现在，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霍金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一位半神(demigod)，一位能够接近宇宙终极秘密的大祭司，尽管他没有写过一篇类似《E=mc2，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的文章。
在20世纪初，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即已压倒一切。到了20世纪末，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地球村复又成为一个everything-but-silent的小世界。身处两者的交集当中，有太多的光环、太多的飞短流长围绕着他，便成为一件无可避免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霍金和他那挂满古怪仪器的轮椅俨然成为一尊庄严肃穆、四处移动的雕像。不仅是一尊移动的雕像，他就是偶像，偶像缺席时代的偶像。这是一些过于热情的好心人的错，不是他的错。当旧的神祇消失后，人们往往会用新的神祇取代前者留下的空位子。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纷繁的表象中分辨出某种简单而重要的东西，即集人类处境的两个极端——身体的渺小脆弱和思想的广袤无垠——于一体的动人情形。
(责任编辑：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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